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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弗爾對周赫煊印象深刻，他還把《大國崛起》的部分殘篇，鄭重推薦給自己的學生讀過。

    一看到書脊上的作者名，費佛爾立即驚喜地取下。

    只見《大國崛起》的扉頁上，有一篇《費加羅報》記者勒戈夫寫的作者簡介，甚至還配有周赫煊的半身照：周赫煊，中國人，1898年出生。童年時期流落東南亞，跟隨美國傳教士學習英文。少年時浪跡美國，在多所大學旁聽。1916—1926年間，環游世界，出入各國圖書館、檔案館搜尋資料。現為中國高等學府北大的校長，以其卓越的史學和文學才華名震遠東地區。

    “噢，上帝！他居然才30歲，真是太年輕了。”費弗爾不由驚嘆道。

    “怎么了？”布洛赫走過來問。

    費弗爾指著書架上那一排作品，笑道：“中國周的著作。”

    “寫《大國崛起》那個中國周？”布洛赫驚喜地說。

    《大國崛起》的殘篇早已流傳歐洲，研究歷史的學者或多或少都聽說過。而這本書里表達出的治史觀點，正好和費弗爾、布洛赫不謀而合。

    兩人開創的年鑒學派，主張融合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和語言學等各種科學，將這些糅匯在一起研究歷史。

    這不正是《大國崛起》的敘史方法嗎？

    所以在幾十年后，世界史學界普遍認為，在費弗爾和布洛赫開創年鑒學派之前，年鑒學派就已經有大成之作，即《大國崛起》。

    也因此，周赫煊被稱為“年鑒學派先驅”、“年鑒學派奠基人”。

    但也有不同的觀點，許多歷史學家就認為，《大國崛起》并非年鑒學派著作，而是成熟的現代史學著作，那是完全超越時代的作品。

    費弗爾和布洛赫只隨便翻了幾頁，就各自抱著一套周赫煊作品去結賬。

    費弗爾甚至決定修改雜志創刊號內容，加入一篇《大國崛起》的評論文章。他們創辦雜志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推翻當下流行的實證主義史學，而周赫煊的《大國崛起》屬于最強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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