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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拉斯堡市，隸屬于阿爾薩斯大區，位于德國和法國邊境。

    這里的歷史變遷很復雜，它原本屬于神圣羅馬帝國，后來并入法國，接著又被德國占有，一戰后又被法國搶回來。

    記性好的朋友，應該還對中學歷史課本中的凡爾賽合約有印象，其中一個條款就是：德國把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割讓給法國。

    呂西安·費弗爾，此時就在斯特拉斯堡大學當教授。

    他最近正在籌備創辦一本雜志，叫做《經濟社會史年鑒》。我們以未來者的視角來看，這份雜志開創了年鑒學派，改變了世界史學界的面貌，為現代史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好吧，說起來很牛逼，但此時的呂西安·費弗爾還屬于“非主流”。

    二十世紀20年代的歐洲史學界，主流派別為“新史學”——實證主義史學。

    這種史學流派興起于19世紀后期，當時自然科學爆發式進步，科學家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重要成果。整個西方社會，都陷入對科學的無限崇拜當中，史學家們也不例外，

    于是乎，有人提議把自然科學的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當中。通過各種心理分析，以及對事物之間有機聯系的關注，用來揭示隱藏在歷史活動背后的規律。

    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把所有歷史都分為“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人時間”三大要素。史學家們利用自然科學思維，總結出一套“科學公式”，研究歷史的時候往“公式”里套即可。

    實證主義史學思想有其先進性，促使傳統史料去偽存真，讓歷史研究更加嚴謹。但局限性同樣很大，史學家們這么搞下去，導致史學朝著自然科學靠攏，忽視了歷史研究的獨特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整個歐洲的思想界、史學界、文學界，都充斥著頹廢、迷茫和反叛，從而醞釀出多種多樣的新流派。

    質疑實證主義史學的聲音越來越大，但暫時還無法將它推翻，呂西安·費弗爾就是反對者中的積極分子。

    “雜志稿件還沒收齊嗎？”馬克·布洛赫走進辦公室問。

    呂西安·費弗爾笑道：“還有一份在郵寄途中，可能最近幾天就能收到。”

    馬克·布洛赫苦惱地說：“我前后聯系了五家出版社和發行商，沒人愿意幫忙發行我們的雜志。”

    “很正常，”呂西安·費弗爾比喻道，“實證主義史學是風車，我們就像不自量力的唐吉坷德，很難得到主流群體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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