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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九日、拂曉

    萊澤因

    卡帕早早地醒了過來，盡管距離他睡下才過去了不到四個小時。

    房間還比較漆黑，他躺在床上，頭側向一邊，注視著朦朦亮的窗外，思考著一個問題。

    國際平等聯盟的人怎么還沒有來找自己？

    是妻子在路上遭遇了不測？

    是妻子順利抵達了萊利斯特市，但還沒找到辦法安全地與國際平等聯盟的同志碰頭？

    還是國際平等聯盟已經收到了妻子的消息，正在想盡辦法與自己接觸著？

    無非這三種可能。

    卡帕也不知道自己是出于感性還是理性，極其果斷地排除了第一種可能，而后開始細致地研究起后兩個的概率。

    克萊曼婷與孩子們二十二號出發，截止今天已經超過七天。從萊澤因去萊利斯特市用不了太久，過去這么久怎么也應該在萊利斯特市待了兩三天了。

    如果是苦于沒有合適的辦法接觸絕對可靠的同志，將這一絕密情報告知給對方，那克萊曼婷想必也不會傻等著，近段時間內就會強行接觸對方。

    因此若真是這個可能，國際平等聯盟的人還得三五天才能與自己取得聯系。

    可要是后者，那就麻煩了。

    卡帕自己也更傾向于是國際平等聯盟知情后沒有好的方式與自己碰面，畢竟自己作為報社的記者，臨時政府重點保護人員，出行時都會有最少兩名士兵跟隨，住處也有士兵巡邏看護，國際平等聯盟想繞過他們見到自己確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就算其實是第二種可能，最后國際平等聯盟知情了也會有這么一步，所以無論如何都得解決身邊有士兵保護、監視的問題，才能保證自己與國際平等聯盟的聯系通道暢通無阻。

    而針對這一問題，最簡單粗暴的辦法是想辦法支開士兵。

    自己身邊沒有了臨時政府的人，國際平等聯盟的同志想來見自己就易如反掌了。

    那么怎么支開士兵，讓他們在不對自己產生懷疑的情況下，離自己遠遠的呢？

    時間一晃，卡帕來到了報社工作。

    可能是因為絕密資料都還在，總編拜倫沒有過于將辦公室被破一事放在心上，上午見到卡帕后，還笑著問了一句：“她來了嗎？”

    這顯然是在問那個根本不存在的情人。

    主編拜倫幫卡帕支走克萊曼婷和孩子們，就是為了讓這位老下屬能和情人生活在一起，記著他的好，繼續為他踏踏實實地工作。

    卡帕裝出期待，回答道：“已經在路上了。”

    這個回答是他提前想好的。

    他料到拜倫遲早會問這么一句，而他又完全不知道國際平等聯盟那邊進展如何，在時間已經過去一周，后續還是未知的情況下，‘在路上’這種說了又等于沒說的含糊字眼無疑是最好糊弄的。

    “奧倫多市離萊澤因不太遠吧？而且你不是說這個女人早就蠢蠢欲動了嗎？怎么一個星期了還沒到？”主編拜倫疑惑道。

    “啊，是這樣的……”卡帕硬著頭皮解釋道，“她母親那邊出了點事，耽誤了些時間。”

    “祝你們早日見面。”主編拜倫沒懷疑，結束了與卡帕的聊天。

    卡帕坐在工作位前，連呼吸都感到困難。

    不能再拖了。

    最多再用這樣的理由搪塞三天，時間更長的話，拜倫肯定會產生懷疑。

    人一旦開始升起疑心，很多東西都會被自然而然地串聯在一起，在潛意識中漸漸地將增強，令不相信變成或許可信，再從或許可信變成堅信。

    比如卡帕看著很靠譜的一個人，忽然說自己有了外遇，要支走妻子孩子。

    比如卡帕獨自留在報社里加班，剛好當晚報社就被國際平等聯盟襲擊，辦公室的門還被強行打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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