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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河南岸地勢狹窄，因乳峰山、石門山等大小山嶺較多，所以平川地很少，多集中于河岸附近，并不利于兵力擺開陣勢。

    但這里所言的不利于兵力擺開，指的是雙方數萬人馬結陣大戰，因受限于地形地勢的緣由，不利于在女兒河南岸的狹長地帶展開。

    不過，若是小規模的遭遇戰還是不受影響，就如同前時清國睿親王多爾袞與吳三桂的大軍，便是在這里對峙數日之久。

    而今，明軍在南岸建立一座座營壘，作為大軍渡河北攻作戰的基地，整個女兒河南岸連營數里，就連那些土質松軟之處，都被隨軍民夫和軍壯們占據。

    在北岸的清軍也同樣是部署嚴整，他們橫截各處大路要道所在，綿旦駐營，層層疊疊，多是以漢軍和朝鮮軍布置在最前，充為炮灰，而后才是滿蒙八旗兵馬。

    錦州城外的曠野中，都被他們旗幟與盔甲組成的海洋所覆蓋，尤以錦州城西與城南的清軍兵馬最盛，他們嚴陣以待，靜候著明軍渡河來攻。

    “以逸待勞，以靜制動！”，是多爾袞的現階段的錦州攻略！

    在原本黃臺吉的收縮防御基礎上，多爾袞更是提出“防守反擊”的新概念，他在女兒河北岸集結重兵防守，想著迎頭打擊明軍渡河部隊，再趁著明軍力竭之際，伺機發起反攻擴大戰果。

    如今的女兒河北岸，一面面帶有彎月標志的漢軍固山額真龍纛大旗飄揚，偶爾還有一桿桿略低矮的太極圖案旗幟顯現。

    正是沿河各處易于登陸的岸邊駐守的漢軍和朝鮮軍，在這些旗幟下方漢軍各旗固山額真，還有朝鮮國各將領，正對著女兒河對岸的方向張望著。

    漢軍四旗兵士的裝束與滿蒙八旗并無太大區別，此外還有同樣穿著紅色泡釘棉甲，盔頂上支起三叉桿的朝鮮軍甲兵。

    漢軍四旗的甲兵大部分都操持著鳥統，黃臺吉組建漢軍旗之初，就是為了以火器對抗明軍，所以他們歷年繳獲的明軍火炮、火銃也都交付給漢軍使用，而自己的滿蒙八旗卻還是以刀槍弓箭為主。

    四旗漢軍共有牛錄總數已然達到近一百來個，其丁口數量也有三萬多人，直比蒙古八旗還要多上好些，但去掉各旗中的老弱婦孺，四旗漢軍真正的戰兵也就兩萬七八千人。

    余者只能算是各旗中丁壯，還不能稱之為兵，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稱謂叫做“旗中余丁”，屬于是戰兵的補充與后備。

    而這些余丁也是沒有武器盔甲，當然他們也沒有參與戰斗的資格，最多在戰時充作隨軍雜役，干些運送糧草，挖掘壕溝，打造器械，喂養馬匹等苦力活。

    當然，如果戰時需要的話，他們這些旗中余丁也是可以出戰，而且如果表現的好，也有可能直接轉為各旗的戰兵，以補充各旗的兵損減員。

    此時漢軍旗約有鳥銃兵一萬五千多人，他們分布在漢軍各旗之中，余下的才是刀盾兵、槍兵，以及一些炮手。

    而最為強大的一股火器力量，則是恭順王孔有德麾下的天佑軍，要知道孔有德與耿仲明麾下將士，可都是以遼人為主，又經登萊巡撫孫元化精心操練，原本就是大明最擅使火器的軍隊。

    可惜在崇禎四年，孔有德奉命率部馳援遼東之時，卻因“一只雞”而引發一場空前的浩劫，與大明而言不弱于一場災難，而與韃子來說卻是一個大禮包。

    原來，崇禎四年的八月時，后金奴酋黃臺吉正率軍圍困大明遼東的大凌河堡，三萬余軍馬人等危在旦夕，身處登州的登萊巡撫孫元化奉朝廷之命，派遣麾下孔有德等八百健卒自陸路支援大凌河。

    同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孔有德等人行進到北直隸的吳橋附近，因遇大雨風雪阻路，不得繼續行進，更因部隊給養不足，士兵在饑寒交加之下，強取了山東望族王象春家仆的一只雞。

    后事泄，該士兵被“穿箭游營”，因而引起眾軍士的不滿情緒，更由于遼兵素來與山東兵民不和，于是眾軍士們出營擊殺該王象春的家仆。

    而王象春之子卻因此事不肯罷休，要求徹底查明真相，懲治行兇的眾軍士，恰逢此時李九成奉孫元化命市馬歸來，他因把孫元化給的市馬錢揮霍一空，恐遭非議。

    于是乎，李九成便勾結其子千總李應元，煽動軍士嘩變，焚燒王象春家莊園，挾持孔有德發動了吳橋兵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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