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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安知道手中的這份圣旨的分量，陛下在京師搞了這么多的新政，可是從未向天下推行。

    并不是不能，而是陛下睿哲天成，英明天授，深知這新政，不是一蹴而就，更非一旦一夕之間可以完成。

    和群臣們不同，興安知道陛下身后沒有高人，他將陛下的所有決定理解為了睿哲天成，英明天授，就是天生干這個事兒的。

    草率推行，只會是黨禍盈朝，最終慘淡收場，且不見那范文正范仲淹的青苗法，最后都變了青稻錢一般的高利貸，為禍鄉里？

    朱祁鈺面色平靜的看著朝臣們的臉色。

    縱觀古今新政，全都是以軍隊為壓艙石，方能推行。

    商鞅變法的第一條就是獎耕戰，獎勵耕種的同時獎勵作戰勇武；

    范仲淹變法，是范仲淹與韓琦共任陜西經略，安定邊患，隨后入朝做了樞密副使，以《答手詔條陳十事》開啟了慶歷新政。

    樞密院的職能和大明的五軍都督府等同，都是最高軍事機構。

    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更是打出了縱觀北南兩宋三百年的唯一一次開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獲全勝的戰例，熙河開邊，拓地兩千余里，三次開邊，撫羌族三十萬帳。

    當時西夏、遼國還以為那個武德充沛的中原王朝，又回來了！

    次年，王安石就被罷相，啟用，再罷相，最后，在神宗崩后，高太后臨朝稱制的元祐年間，所有的新法政令皆被罷黜。

    張居正在萬歷元年三月，甲申日，對九歲的萬歷皇帝進講帝鑒圖說：「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因奏曰：古人言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將官受制文吏不啻奴隸。」

    「夫平日既不能養其鋒銳之氣，臨敵何以責其有折沖之勇？自今望皇上留意武備將官，忠勇可用者，稍假權柄，使得以展布庶幾，臨敵號令，嚴整士卒用命。」

    張居正以漢文帝勞軍細柳營為由，說將官的地位如同奴隸一般，必須要提高忠勇可用的武人地位，授予權柄。

    從一開始，張居正的所有新法改革的核心，就是把軍隊當做壓艙石。

    張居正跟誰的關系最好？抗倭名將、鎮虜大將戚繼光。

    張居正在未做首輔的時候，就力主把戚繼光從南方調往薊門，作為壓艙石。

    薊門在京師東北方向，不到一百里的地方，屬于京畿。

    在20世紀紅色浪潮奔涌的年代里，有一位通過選舉要走紅色路線的南美理想主義者，阿連德。

    在當選之時，總理就通過《至上報》記者胡里奧·謝雷爾告訴阿連德要小心警惕投機分子。

    謝雷爾至中國，遲遲無法采訪總理，最終通過絕食，最終見到了總理。

    總理在采訪中，就直接說道：「我得提醒你注意另一件我認為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一小部分軍人接受了外國侵略勢力的影響，如果不特別注意這個問題的話，還有出亂子的可能，這個亂子就是軍事政變。」

    阿連德當選的三年后，被陸軍司令軍事政變，最終以身殉道，英魂長存。

    歷朝歷代，無不說明一個問題，一個政權的穩固，沒有武裝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朱祁鈺對官僚常懷警惕之心，即便是大明開邊四府之地，但是他依舊沒有推行他在京畿等地區的新政，而是先拿出了考成法來。

    政策的推行的確需要武裝力量的支持，更需要方式方法。

    毫無疑問，張居正的這套考成法，是行之有效的。

    興安拿起了圣旨，陰陽頓挫的說道：“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難于聽言，而難于言之必效。”

    “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

    “朕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請申明。”

    朱祁鈺幾次下旨，尚節儉、止貪腐，效果呢？聽之者，恒藐藐。

    天高皇帝遠，理他作甚。

    “祖宗成憲，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明旨，或覆奉欽依轉行各衙門，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限置、立文簿存照，仍另造文冊二本，一送該科注銷，一送內閣查考，其各撫按官…”

    考成法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對官僚進行kpi考核的制度，簡單來說，就是根據距離遠近、輕重緩急，定下限制，并且要形成兩本文冊，一本送六科，一本送內閣點檢。

    月有考、歲有稽。

    每月吏部、文淵閣都要對所有的文冊進行考察，每年都要派人京官巡撫出京巡查，緹騎、中官俱有。

    考成法是否有效，自然是有效，是所謂：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若是無效，張居正也不會被罵幾百年，他也不會差點就被開棺鞭尸了。

    張居正首輔生涯，從萬歷元年兵科給事中蔡汝賢彈劾張居正通虜開始，一直到張四維徹底把張居正抄家為止，十余年的時間內，被彈劾了不知凡幾、數不勝數。

    興安終于念完了奏疏，整個奉天殿立刻開始了吵吵嚷嚷，變得像菜市場一般熱鬧。

    興安高聲喝道：“朝堂重地，禁止御前喧鬧，肅靜！”

    議論聲才慢慢的小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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