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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經(jīng)（全文注釋譯文）》（完整收藏版）

    序言

    西漢武帝的時候，有人給皇帝貢獻了一只奇異的鳥，拿各種食物喂它，但它都不肯吃。著名文人東方朔看見這只鳥，就說出了它的名字，又說它應(yīng)當吃什么。一試驗，果然就像東方朔說的。皇帝問東方朔怎么知道的，他說《山海經(jīng)》中有記載，看了自會知道。

    到了漢宣帝時，上郡某地的一個石室塌陷，有人發(fā)現(xiàn)里面的石壁上刻畫著“反縛盜械人”的圖像，傳說開來，但無人知曉何意。大學者劉向卻指出這是“貳負之臣”。皇帝問他怎么知道的，劉向也回答是從《山海經(jīng)》上看到的。皇帝大驚，朝臣哄動，于是出現(xiàn)了一股閱讀《山海經(jīng)》的小熱潮。

    到了東漢明帝時，有一位水土工程專家叫王景，因治理河渠有功績，得到皇帝的賞賜，禮物中竟然有一部《山海經(jīng)》。而東晉大詩人陶淵明一生不為五斗米折腰，卻折服于《山海經(jīng)》，曾一口氣寫下《讀<山海經(jīng)>十三首》詩，留傳至今。其中的第一首詩就表達出他讀《山海經(jīng)》后快樂興奮的情緒和通曉天下的效果“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產(chǎn)生于明代的章回小說《封神演義》和清代的長篇小說《鏡花緣》，讀者往往被其中的神奇故事所吸引，從而對作者的豐富想象力佩服不已。但可知道，書中的故事素材和藝術(shù)構(gòu)思，不少是取自《山海經(jīng)》的，而作者的想象力也多受《山海經(jīng)》的啟發(fā)。如此等等，《山海經(jīng)》的魅力自當不言而喻。那么，具體的魅力何在呢？在于《山海經(jīng)》豐富而神奇的內(nèi)容，舉凡當時人所能聽到的、所能見到的、所能認識到的、所能想象到的一切事物，無不記載。如大大小小的山丘河流，形形□□的花草樹木，神里神氣的半人半神，怪里怪氣的半人半獸，瑰麗多彩的金石礦物，奇形怪狀的禽鳥野獸，變化莫測的神話傳說，各種各樣的國家人民，神秘的祭祀，古怪的裝束，奇異的病癥，靈驗的藥物，味美的食物，毒人的野味，超乎常理的日月，高出常情的工藝，上古帝王的世系，傳聞不一的古史……簡直就是古代的百科全書。

    就因為《山海經(jīng)》是一部綜合各種知識而顯得龐雜的古籍，所以，自古以來對它的性質(zhì)眾說紛紜，而對它做的目錄學分類也不統(tǒng)一。西漢劉歆在《上<山海經(jīng)>表》中論其性質(zhì)說：“內(nèi)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看作是地理書。此后的歷代史籍目錄頗有同其說者，如《隋書·經(jīng)籍志》等，就把它列入地理類。東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把《山海經(jīng)》歸入數(shù)術(shù)略形法家之類，看作是巫卜星相性質(zhì)的書。此后也不乏同其說者，如《宋史·藝文志》就把它列入五行類。明朝胡應(yīng)麟在《四部正訛》中說：“《山海經(jīng)》，古之語怪之祖。”看作是神怪之類的書。清朝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在辯駁了諸家的說法和歸類后，認為“核實定名”，應(yīng)是“小說之最古者”，又看作是小說性質(zhì)的書。清末張之洞在《書目答問》中，把《山海經(jīng)》列入古史類，則看作是史書。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把《山海經(jīng)》稱作“古之巫書”。就《山海經(jīng)》的性質(zhì)及其成書來說，魯迅的論斷是確定不移的。

    《山海經(jīng)》確是古代的巫書，是一代一代的巫師把所見所聞通過口耳相傳，積累而成。很早以前，巫史不分，是具有世襲性和專業(yè)性身份的一群人。他們是那個時代學識廣博的知識分子，主持山川神靈的祭祀典札，接觸各種人物，相互交往頻繁，享有交流吸收各種文化知識的優(yōu)越條件，負有傳遞保留各種文化知識的重大責任。他們的社會地位較高，主要充當氏族首領(lǐng)、部落酋長和奴隸主的高級顧問。為了讓一般的人信服自已、崇拜自己，巫師們就要盡量表現(xiàn)得見多識廣。于是，他們努力積累文化知識，采掇奇聞異事，使掌握的文化知識代代地增加。后世的人把巫師們口耳相傳的知識加以整理記錄，就成為《山海經(jīng)》所依據(jù)的原始資料。到了戰(zhàn)國時期，有人把這些性質(zhì)相似而雜亂無章的資料編撰成文，《山海經(jīng)》就產(chǎn)生了。到了漢代，又經(jīng)人增刪潤飾，就成了現(xiàn)在所看到的《山海經(jīng)》。

    現(xiàn)存之《山海經(jīng)》共計十八篇，從其外殼結(jié)構(gòu)看，大體可區(qū)分為《山經(jīng)》和《海經(jīng)》兩個部分。而聯(lián)系到它的內(nèi)容，又可劃分得更為詳細。即《五臧山經(jīng)》五篇，地理范圍是華夏之地，內(nèi)容多記山川地理，奇異的動物、植物、礦物，祀神的典禮和祭品、祭器，有時亦寫諸山山神的形貌、職司和神力；《海外經(jīng)》四篇，地理范圍較《山經(jīng)》為廣，內(nèi)容多記海外各國的異人異物，也記載了一些古老的神話傳說，如夸父追日、刑天斷首等；《海內(nèi)經(jīng)》四篇，不僅雜記海內(nèi)的神奇事物，如昆侖景象、建木形態(tài)、巴蛇和貳負等狀況，同時兼記一些國家和民族，還寫帝王的世系，器物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如帝俊的后裔番禺發(fā)明舟，吉光發(fā)明車，晏龍發(fā)明琴瑟，又均是最早的鍛工，炎帝的后代鼓延發(fā)明鐘，并且作了樂曲等等。

    古時學者大都認為《山海經(jīng)》是夏禹、伯益所作，今天看來此說純屬無稽之談。無論是從其包羅萬象的內(nèi)容上看，還是從各篇成書時間早晚不一上看，《山海經(jīng)》非出于一時一人之手，是集體編述而成。因為《山海經(jīng)》的內(nèi)容非常廣泛，是民間個人無力完成的，即使一個氏族部落的領(lǐng)導集團也只能編成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受古時地域、交通條件的限制，一個部落不可能了解到各地的情況。所以，只能通過巫師口耳相傳累積，在大一統(tǒng)的后世將其加以整理成書。而早期巫師的職責，決定了他們文化知識的結(jié)構(gòu)，大凡天文、地理、歷史、宗教、生物、醫(yī)藥、帝王世系及重大技術(shù)發(fā)明等等，無不知曉，故《山海經(jīng)》的內(nèi)容十分駁雜。

    《山海經(jīng)》是知識的山，是知識的海，并以它廣博、豐富的內(nèi)容和奇特、高超的想象力為古往今來的人們所稱道、所嘆服，因而它不僅是廣大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工作者研究的重要對象，而且也是廣大讀者朋友獲得許多古代文化、歷史、民俗等知識的寶庫。此書所記的山、水、國、民族、動物、植物、礦物、藥物等，除大部分是殊異的而外，也有一部分是常見的。然而，無論其是殊異的還是常見的，都是上古歷史、地理、風俗的一個側(cè)面。所以，要了解古代的山川地理、民俗風物、奇獸怪鳥、神仙魔鬼、金玉珍寶、自然礦物、神話故事，不可不讀《山海經(jīng)》。而且，《山海經(jīng)》也為人們了解自然知識和古代某些充滿巫神祈禱的社會生活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尤其是《山海經(jīng)》中所保存的為人們所熟知的精衛(wèi)填海、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禹鯀治水、共工怒觸不周山等神話傳說，不僅是以幻想的形式反映了人與自然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給人們以積極鼓舞；而那些如太陽每天的東升西落、月亮每月的圓缺盈虧、一年四季的寒暑變化等有關(guān)自然界的記述，不僅僅是上古人要為解釋自然現(xiàn)象而作，更重要的是給人們以探索的勇氣。諸如此類，真可謂有永久的魅力！

    然而，由于《山海經(jīng)》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非寫成于一時，文字記載上本已疏略簡亂，再加上流傳時間久遠，所以，訛誤衍脫、增削竄改的情況很多，使人不便閱讀，往往難以理解，需要做一些校勘疏通的工作。但考慮到本書為一部普及性讀物，在于簡明，不宜進行繁瑣考證，故采取通便之法，既能保持原文面貌，又可校正理順文字，還要不必列出校勘記。這就是：凡遇訛文，即標以圓括號，后面補上改正之字，并標以方括號，表示更正，如《南山經(jīng)》鵲山條中的“其狀如穀而黑理”一句，“穀”為“榖”之訛，于是校正為“其狀如（穀）[榖]而黑理”；凡遇衍文，即標以圓括號，表示刪除，如《南山經(jīng)》最后一條中的“一璧稻米”一句，在上下之中讀不通，實為衍文，于是校正為“（一璧稻米）”；凡遇脫文，即標以方括號，表示增補，如《南山經(jīng)》柢山條中的“又東三百里柢山”一句，“三百里”下脫一“曰”字，于是校正為“又東三百里[曰]柢山”。凡作如此校正的文字，都是有可靠根據(jù)的，是在吸收古今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進行的，如明人王崇慶，清人王念孫、何焯、吳任臣、汪紱、畢沅、郝懿行，今人汪紹原、袁珂等，其中尤多得益于袁珂的校勘成果。又《山海經(jīng)》中每多異讀字、通假字，難識難讀，故隨文用拼音注上音，而且不避重復，以方便今天的青年讀者。本書的注釋本著通俗易懂的原則，避免繁征博引，力圖簡明扼要，以疏通文義為主。注釋中所據(jù)成說，主要出自晉人郭璞的《山海經(jīng)傳》、清人郝懿行的《山海經(jīng)箋疏》、今人袁珂的《山海經(jīng)校注》。另外，也間出己意，以發(fā)明前賢所未逮者。如遇似是而非之說，或幾種說法均可通，卻難決斷，則于注釋中列出，以供讀者鑒別擇取。如遇意義不明，又無旁證可求之處，則仍存其疑，不做臆解，以求慎重。除個別情況外，不做重復注釋。本書的譯文，以直譯為主，以意譯為輔，盡量避免以釋代譯。

    《山海經(jīng)》的版本很多，其中注釋本也有數(shù)種，如晉人郭璞所撰《山海經(jīng)傳》、明人王崇慶所撰《山海經(jīng)釋義》、清人吳任臣所撰《山海經(jīng)廣注》、清人郝懿行所撰《山海經(jīng)箋疏》等，都是較重要的。其中尤以郝注本為集大成之作。他針對前人研究《山海經(jīng)》，尚存“辨析異同，刊正訛謬，蓋猶未暇以詳”的情況，于是博采眾家之長，“作為《箋疏》。箋以補注，疏以證經(jīng)……計創(chuàng)通大義百余事，是正訛文三百余事，凡所指擿，雖頗有依據(jù)，仍用舊文，因而無改，蓋放（仿）鄭君康成（鄭玄）注經(jīng)不敢改字之例”。所以，郝懿行的《山海經(jīng)箋疏》是一種較好且又通行易得的本子。今次注譯《山海經(jīng)》，即取郝注本作為底本。而前面所說的把原文中訛誤衍脫之字用圓括號和方括號標示出來，并不徑改，就是有意遵循“注經(jīng)不敢改字”的原則，庶免拘泥之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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