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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恩威并施，敏銳地把握正確的發展方向，是每個管理者必須具備的智慧。王陽明身處官場多年，深諳管理的智慧，通過選拔良將、以德服人、任賢使能、賞罰分明，帶領團隊獲取了一個又一個勝利。

    注重人才的素質

    若果“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單留一片報國丹心，將茍利國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計險厄遠近”，而“料敵制勝”乎?

    王陽明十分注重人才的素質，在他看來，一個好的人才必須在功成名就時淡泊名利，在面臨危機時敢于承擔責任，盡心盡力地為團隊效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秉持“進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淡泊心態，就能夠正確地分析和判斷敵情，考察地形的險易并計算道路的遠近，最終獲得勝利。這其實就是在告誡領導者要注重人才的素質，要善于發現素質良好的人才并給予重用。

    俗話說：“得人之道，在于識人。而識人之前，重在觀人?！庇^人重在言與行，識人重在德與能，不細觀則不能明識，不明識則不能善用。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因為對一個人了解得越深刻，用起來就越得當，相處起來才能減少摩擦。?然而，人們要想從一個人的言談舉止看出他內在的品德修養，是一件很難的事。自古識人之難，在于知人知面不知心。雖然難，但還是要去體味，畢竟識人是與人交往的基礎。只有在對一個人的性格品質有所了解的情況下，才能決定與其相處的模式及關系的遠近。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或謀之有道，而道相同者則引為知己。而這些都需要從識人開始。??對于識人的方法，春秋時期的軍事家孫子曾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意思是說，要成為一個好的將領，必須具備才智、威信、愛卒、勇敢、嚴肅五種素質。又說：“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悔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意思是說，一個將領必須避免五個危機：有勇無謀，只知硬拼，就有被殺的危險；臨陣畏懼，貪生怕死，就有被擄的危險；易怒急躁，就有被輕侮的危險；清廉自好，就有被污辱的危險；過于寬仁愛民，就有被煩擾（囿于小愛不知大愛之情）的危險。

    三國時期的政治家諸葛亮也說：“為將者必須有高尚的志守，見利不貪，見美不淫；有聰明才智，善知敵我之勢、進退之道；有優秀的道德品質，高節可以厲俗，孝悌可以揚名。而要避免八種缺點，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妒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決；六曰荒于酒色；七曰奸詐自怯；八曰狡言無禮。”

    王陽明在熟讀古人識別人才的智慧后，對人才的素質也有自己的理解。

    人才必須具備的第一要素是良好的道德品質。王陽明認為，一個管理者必須竭力工作來回報上司的賞識，對下屬則應多加關愛和鼓勵，以激勵下屬更好地工作。如果做不到這兩點，而是只顧著為自己爭取更好的晉升機會和更多的利益，是無法管理好一個團隊，取得好的業績的。正如王陽明所說：“（為將者）惟以定亂安民為事，不以多獲首級為功。”

    人才還必須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在王陽明看來，一個好的人才必須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才能做到臨危不驚，當機立斷，指揮若定。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就是必須不動心，否則就應付不了千變萬化的職場。正如王陽明所說：“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于湖上，時南風轉急，而命某某為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卻，某某對立矍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于時者，平時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何所施？”意思是說，一個將領若無良好的心理素質，就承受不了戰場瞬息萬變的形勢。他可以因敗而驚亂，因勝而狂喜。驚亂必然失措，狂喜亦致失措，在職場上也是如此。由此可見，一個人的良好心理素質，比他的學問、智謀要重要得多。

    王陽明還看重人才的智慧韜略，他強調只有選取有謀有膽略的官員統領士兵，才能做好管理工作。也就是說，一個有強大的智慧韜略的人，才能與他人配合好，從而為團隊謀取更大的利益。王陽明還認為，這些智慧韜略必須經由實踐始能培養，而不由坐在書房里去玄思而得。正如王陽明所說：“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意思是說，做任何事情都必須親自去實踐，才能找出其中的不足并加以改善，思考得更為周全，也就獲得了智慧，如此才能輕松應對一切事情，沒有人能夠不實踐而獲得智慧。

    此外，王陽明不僅強調人才的道德素質、心理素質、智慧素質，還強調人才的專業技能水平。畢竟，專業技能水平才是一個人成就事業的基礎素質。只有具備了以上四點素質，才能成為真正的人才。

    以身作則，以德服人

    君子之政，不必專于法，要在宜于人；君子之教，不必泥于古，要在入于善。

    在王陽明看來，立政治民，重要的是要有道德高尚的人當政，引導人們向善，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而不在于制定嚴密的法律。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為政以德”，即把道德作為政治的主要手段，它是古代儒家政治思想的傳統。

    在王陽明看來，德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法立弊生”（建立一種新法，就會帶來一些弊端），且“人存政舉”（一個掌握政權的人活著的時候，他的政治主張便能貫徹）。因此，如果一個管理者有良好的德行，就能夠引導下屬養成良好的德行。

    王陽明在江西贛州剿匪推行十家牌法時就使用了“以德服人”的方法。在他看來，如果沒有得力的人，即有道德的人去推行，就只能編制張掛，雖或暫時推行，而終歸要廢弛不行。因此王陽明要求各縣務必于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眾所信服的人，重加禮貌優待，使其分頭巡訪勸諭，哪怕深山窮谷亦要深入下去，教其不能，督其不行，面命耳提，多方化導。對巡訪勸諭成績顯著者，縣令要親自至其廬舍，重加獎勵。如此，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美。否則，即令動輒加以鞭撻，也是無濟于事。正如孟子所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當然，王陽明自己也十分擅長以德服人的馭人之術。

    正德初年，王陽明因犯顏直諫觸犯權貴，被貶至貴州龍場。到任不久，他捕獲了一個罪大惡極的強盜頭目。這個強盜頭目平時殺人搶劫、無惡不作，在接受審訊的時候他還擺出一副無賴的架勢。強盜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便說要殺要剮悉從尊便。王陽明面對他無禮的態度并無怒氣，反而和氣地告訴他既然這樣就不用審判了，還勸強盜天太熱，可以脫去外衣！這個強盜想到脫掉外衣還可以松松綁，就脫去了外衣。王陽明又說不如把內衣也脫掉吧！強盜想了想又把內衣脫掉了。王陽明又勸他把內褲也脫掉吧，強盜著急了，他緊張起來，連聲說“不方便”。王陽明看他如此緊張，就說這個強盜還是有廉恥心和道德良知的，并非一無是處。強盜聽到王陽明這樣說，便如實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王陽明善于從德化良知的角度來解決問題。他認為，德化良知能走入民心，更好地達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目的。王陽明倡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且一向注重德化的作用，他廣泛布道，接納弟子，傳播心學。每到一地，他就普及文化，興辦學校，教百姓讀書識字，宣傳國家大政方針，防止民眾違法犯罪。他希望通過這些措施上行下效，用文化和德政來教化當地百姓。

    《論語·子路》中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币馑际钦f，當管理者自身端正，做出表率時，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會跟著行動起來；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那么，縱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會服從。

    上梁正，下梁則不歪。管理者是下屬效仿的對象，只有自己以身作則才能更好地約束下屬。美國前副總統林伯特·漢弗萊說：“我們不應該一個人前進，而要吸引別人跟我們一起前進，這個試驗人人都必須做?！本褪钦f，一個優秀的管理者應當以身作則，用自己的修養和思想影響身邊的人，凡事起好的帶頭作用，這樣才能具有凝聚力，使下屬自覺團結在自己周圍，這才是真正的“致良知”之道。

    任賢使能，用人唯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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