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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崇古山西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初授職為刑部主事，由郎中始，歷任安慶知府、汝寧知府，調任常鎮兵備副使，陜西按察使，官至河南右布政使。

    河南右布政使是從二品的官職，此次廷推的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僅是正四品，這里已然是下降了足足三級。

    只是在大明的官員體系之中，京官和地方官員早已經形成了兩個不同的體系。

    京官外放地方通常是會官升三級進任任命，而地方官員想跳到京官體系不僅困難重重，而且還要降低品階進行任職。

    像昔日被外放地方的徐階，從推官升任到正四品的江西按察副使，但被“提拔”回京亦是出任從五品的司經局洗馬。

    現在王崇古是地方官員，如果能夠以正四品的都察院右僉事重回京官體系，實質已經算是“明降暗升”。哪怕今后不能重回京城本部任命，那亦能夠在各地的督撫中調任，遠比一個有品級而無權的布政使要強。

    正是如此，楊博推舉王崇古爭奪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卻不是要坑害這個山西蒲州同鄉，而是給予王崇古從地方官員變成京官的契機，從而開啟新的仕途征程。

    王崇古雖然昔日在刑部碌碌無為，且因當年京察中的中下等考語而被外放，但在地方上卻是擁有了一份比較漂亮的履歷。

    特別出任常鎮兵備副使的時候，雖然南直隸常鎮并不在抗倭的第一線，卻是得益于胡宗憲誘殺汪直和徐海兩大倭寇團伙，令到他跟隨俞大猷殺了一些殘倭，從而因功升任陜西按察使。

    王崇古擁有一份漂亮的履歷，不論是資歷還是地位已然都要遠勝于張偉，在楊博拋出這個人選之時，很多人都認為張偉是必敗無疑了。

    督撫的廷推通常推選二到三人，一個主推和一兩個陪推，而這次除了通政司右通議張偉和河南右布政司王崇古，還有提學御史徐爌。

    廷推的地點安排在西苑的紫光閣，這是嘉靖召集群臣議事的場所，不過他們選擇的是偏殿。

    除了戶部右侍郎兼倉場總督黃養蒙在通州城沒有到場以及吏部左侍郎董份已經離京前往山東，有資格參與此次廷推的二十三位官員陸續到場，參與此次的會推大典。

    跟著往朝天天早朝能夠相見不同，現在這么多大臣齊聚一堂，卻是一次難得的相聚，不少官員已然相互熱情地攀談起來。

    同年、同鄉和舊僚早已將彼此緊密地相連。像兵部尚書楊博和刑部尚書黃光升是同年，吏部尚書吳山和工部尚書雷禮是同鄉，戶部尚書嚴訥和禮部尚書李春芳是舊僚。

    尚書一級的的關系都能相互如此親密，下面的侍郎和通政使等三品官員的關系更是錯綜復雜，致使大家很是熱切地攀談起來。

    內閣大學士徐階和袁煒二個人亦是到場，不過他們并不會參與廷推，只是過來旁聽。按著慣例，主持地方督撫廷推的官員是吏部尚書。

    雖然內閣閣臣的地位不斷拔高，到了本朝更是出現了嚴嵩這種“獨相”，但大學士在明初僅是正五品的官員，根本沒有參與的資格。

    在這個講究祖制的時代，哪怕內閣首輔的權柄足夠大，但他們亦是要遵循這個傳統，故而內閣大學士不參加廷推成了慣例。

    當然，雖然他們不直接進行參與，但徐階作為徐黨的黨魁，加上他是廷推結束和皇上相連的紐帶，很大程度地影響著最終的結果。

    在這個偏殿中，早已經準備好相應的椅子，眾官員則是紛紛入座。

    明朝是一個很注重儀式感的國度，在祭祀云雨風雷岳鎮海瀆山川等神派遣武伯爵，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則派遣公爵，而祭祀太廟或孔圣人則是非朝中重臣不可。

    廷推原本有坐推和立推兩種，卻是以“立推為尊，坐推為卑”。

    只是到了本朝，內閣、尚書和部分侍郎及重要總督的任命權則在牢牢地掌握在皇上的手里，采用的都是“特旨”進行任命。

    現在留給官員廷推都是不甚重要的官職，參與廷推的每個官員的地位都比所推選之人地位要高，自然采用的都是坐推了。

    吏部尚書居左而坐，兩位閣老則是居右旁觀，其余官員則是分列兩旁。

    五位尚書和左都御史并不存在固定的排序，戶部尚書嚴訥和禮部尚書李春芳都已經是準閣老，但坐在第一位的則是兵部尚書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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