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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里有著一個很大的誤區，并不是嘉靖不想重用王守仁，而是嘉靖已經不能再重用王守仁了。

    在嘉靖上位之初，王守仁的靠山兵部尚書的王瓊倒臺，而他作為王瓊黨羽免不得受到打擊。宸濠之亂之事被翻了出來，因王守仁平定宸濠之亂等軍功而封爵新建伯。

    這看似替王守仁討要“公道”和“封賞”，但實質不安好心。

    跟著武將苦苦追求爵位不同，文官對封爵之事并不熱衷，哪怕嚴嵩可謂是只手遮天，但亦從來沒有想過為自己弄個爵位。

    爵位，對于有追求的文官而言，可謂是害自己害后代。

    像靖遠伯王驥三次征討麓川，因功封靖遠伯，與威寧伯王越、新建伯王守仁成為明代因軍功封爵的三位文官，只是他的后代襲爵，卻是一官半職都撈不到。

    最為重要的是，一旦接受了朝廷的功勛，則是不能在朝廷擔任要職，甚至連九卿的事務都不能夠參與。

    像王守仁是弘治十二年二甲進士第七名出身，進入官場已經有二十二年，年僅五十歲，時任南京兵部尚書，毅然是兵部尚書王瓊的接班人。

    事情偏偏就在接下來的“新建伯”上，由于他得到了爵位，已然不可能再回京城接任兵部尚書或擔任其他要職。因祖制“不得預九卿事”，令到他跟六部無緣，只能在地方出任督撫。

    嘉靖六年，因兩廣思恩、田州的民族首領盧蘇、王受造反，朝廷下詔讓守仁以南京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

    這便是王守仁仕途的最后一站，而他這位新建伯沒有世券，亦沒有歲祿。

    要是落到武將的后代身上，怕是早已經吵翻天了，但王守仁的后代似乎樂于如此，不稀罕那每年七百石祿米，卻是專心于科舉。

    總的而言，不論是武將還是文臣，爵位是一把雙刃劍。

    朱承勛不甘每年領著九百石祿米，過著混吃等死的勛貴生活。他自知無法撈得總兵的差事，亦不想在五軍總督府混日子，便是花錢和走關系謀得了通州衛指揮使的職位。

    很多念頭不停地在腦海中閃過，最后定格在一點上：他要射殺這個蒙古的頭目，他要借此獲得軍功，他要成為蒙古人聞虎色變的大明將領。

    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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