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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全改了一遍......578也改好了，等明天通過了一起上。最近岳父查出ca晚期，我估計會更新不穩，到時候可能會斷，大家見諒】

    【醫院建設的文章還真多】

    眼下對于浙大兒院來說，正處于一個當口：新冠疫情深刻改變了國際國內醫療環境，醫院獲批“雙中心”后面臨新一輪跨越發展。“此時‘科技強院’理念顯得尤為重要。”舒強書記認為。

    而醫院也正通過多種方式、多維度地來推進醫學科研發展。

    醫院對于科研的重視和投入，從目前正在進行的多院區規劃建設中可見一斑——

    首先是醫院和德清人民政府簽訂的戰略合作協議——建立一個1000張床位的兒童醫學中心，投資30億，占地200畝，該中心主要用于建設四大中心：研究中心、醫療中心、兒童公共衛生中心和教育教學培訓中心。

    其次，醫院和義烏人民政府合作建立的一個兒童醫學中心，有600張床位，鑒于當地人口結構多樣化，利于收集不同樣本進行研究，該研究中心致力于發展胎兒醫學。

    此外即將建成的濱江二期院區，有一棟1萬平米的10層大樓，專門用于科學研究；以及很快開建的莫干山院區，也將建立一棟3萬平米的科研大樓，同樣是為專業科研人員提供科研平臺。

    “這些科研平臺的建立，對醫院發展很重要”，舒強書記笑到，首先是有科研論文的產出，其次對培養學生很有幫助，因為兒科學院每年培養出六七十個碩士、博士，在對他們進行科研培養時，這些科研平臺將發揮大作用。“此外，這也利于更廣泛意義上的兒科人才培養方面，我們總是希望留住自己培養的人才，只要留下來，無論他們最終是做科研還是臨床。”

    鑒于臨床醫生業務忙、分身乏術做科研的現實情況，近三四年來浙大兒院采取了“臨床+科研”型深度合作模式，即鼓勵臨床醫生觀察、發現、提出問題，而后科研人員去分析、研究問題，深度合作，最終發布論文時共同署名。

    “這樣一來，臨床醫生發現問題的積極性、驅動性更大了，因為有人幫助研究，還可以共同署名。”舒強書記笑稱這種團隊合作模式，臨床醫生很喜歡，不會加重科研負擔，同時對他們的職業成長很有幫助。

    從醫院角度來說，施行這種合作模式之后，“效果非常明顯”，舒強說。他以中國醫院科技量值排行榜（STEM）為例，浙大兒院去年在兒童專科醫院中排名第二，而既往幾年都是在第三、四、五之間徘徊。

    說到醫院影響力，舒強感慨2006年自己去辛辛那提醫院學習時，當時只有一棟樓，而現在已經矗立起三棟科研樓了。辛辛那提作為一家全美排名第三的兒科醫院，只有五六百張床位，但他們做到了臨床很小、科研很強，著名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就是該院發明的。

    “他們制度和我們不一樣”，舒強介紹，國外醫院科研經費多，且可自行決定怎么花，包括可用于支付工資等，因此醫院對此沒有負擔，只需提供場地即可，國內在這塊還是欠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辦？”，他說，目前只能隨著國家進步，強化意識，努力在臨床上發力超過。

    “人才難題是最大挑戰”

    “人才最重要，如果沒有優秀人才，再好的平臺、想法，也沒人去推動實現。”

    談及兒科人才，舒強脫口而出這句話。

    為了解決普遍存在的兒科人才稀缺難題，浙大兒院算是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

    不妨先從醫學院人才培養說起。

    “十三五”期間，醫院還下大力氣從學生階段開始培養兒科人才——成立浙江大學醫學院兒科學院，對兒科人才進行全鏈條式職業發展培養，打造了從醫學生在校教育到畢業后規培、專培以及在職繼續教育的閉環。

    “這些都在兒科學院組織下開展，以此為高水平兒科人才培養提供很好的基礎。”舒強說。

    業界周知，兒科醫院向來收入少，政府補貼也很有限。為了人才培養，浙大兒院想方設法多途徑地吸引“活錢”，包括企業的、社會的、政府的、個人的。而浙大兒院近兩年“雙中心”平臺的獲得，更是極大地推動了這類公益性資金的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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