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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雜項？

    雜項的種類很多，但大部分都是從地方政府和士紳要錢，什么優免丁糧、抽扣工食、馬夫祇候等，以及房地產交易稅和當鋪的稅收。

    除了留給西南評定奢安之亂的錢，共計收了180萬兩，差不多將遼響的窟窿給填了。

    之后天啟年的收入變化一直不大，沿用天啟三年的舊例。

    只是在五年的時候關稅加派收到了二十萬兩，多了十幾萬兩。

    除了皇帝的內帑空了，基本上朝廷的收入和開支差不多，按理說，不發生大的變亂，應該勉強能維持下去。

    但朱由檢卻深知，事情不是這樣的。

    遼餉其實加的根本不重，重的是中間官員的上下其手，中央說收九厘，地方能收九兩上來，這種可怕的陋習，將問題放大了上百倍。

    在這段時間處理政務的過程中，朱由檢已經接到了陜西的奏報，農民起義的端倪已經出現，雖然不是他熟悉的高迎祥和李自成，而是什么王二，但加派遼響的弊端已經出現。

    更不要說，歷史上崇禎這個白癡，一上臺就被東林黨忽悠的找不著北，到了崇禎元年，雜項收入直接掉到六十萬兩，整整少了一百多萬，如此巨大的窟窿，根本沒辦法填補。

    于是，第二次加征開始了，遼餉從九厘收到十二厘，錢收上來了，可以打后金，但國內的農民軍卻無法遏制，農民起義爆發，要剿，但沒錢，怎么辦？

    加征剿餉。

    于是農民軍更多了，軍費要更多。

    怎么辦？

    再加征練餉！

    練餉沒收上來，大明就轟然垮塌了！

    這就是一個死循環，稅收和后金和農民軍成了一個結，一個催著一個爆發。

    而這一切，在朱由檢登基時就已經出現了端倪，天啟七年七月陜西爆發的王二起義，就是各種問題大規模爆發的開端。

    “難辦?。。?！”朱由檢看著三個詞，稅后、后金、農民軍三個詞仿佛組成了個怪獸，朝著他撲來。

    這三個環環相扣，一環套著一環，但歸根結底，還是錢的問題，只要有錢，農民起義可以遏制，后金可以抵抗。

    但是，搞錢的話，加稅是不可能加稅的，這輩子都不可能加稅，士紳一體納糧不敢干，只能從歪門邪道想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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