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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承宗到京城還要兩天，朱慈烺已經獲得了江南士林對他的非議的密報，當然像李仕釗這種極端只是個例，不過江南對于給朱慈烺換老師的呼聲確越演越烈。

    畢竟大明對于長子繼承制還是很在乎的，而且朱慈烺也只是個六七歲的孩子，即使大家覺得他有錯，那也是老師的原因。

    朱慈烺聽說迫于士林的壓力，朱慈烺的那些老師已經有人打算提出辭呈了，這對于朱慈烺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朱慈烺還不知道那些人打的什么算盤。借著學習的名義，限制朱慈烺的行為，約束他對商業的插手。

    朱慈烺覺得他要感謝崇禎的勸解，這還緊緊是糧食一樣就引起這么大的反彈，要是真的插手鹽稅，那搞不好自己還真的會被加害。

    這也給朱慈烺提了一個醒，大明皇宮還是危機重重，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

    而且朱慈烺對于太醫的操守產生了言重的懷疑，醫者本身就是讀書人的身份，自范仲淹開始‘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已經使得醫者的地位趨近于讀書人之列，而更多的讀書人學業無成之后轉而投醫也成了一種不錯的選擇。

    所以大明的醫者是讀書人，而這些讀書人自然更容易被東林復社利用，做出他們認為利國利民的大事。

    而且從防疫軍的反饋來看，十多個御醫到了山西，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一個個爭權奪利仗勢欺人確是一把好手，而搶奪民間醫生的成果，虛報功勞更是信手拈來。

    御醫的官僚化導致此次防疫中，御醫幾乎沒有什么貢獻。

    要不是朱慈烺為了皇仁堂的名聲，特批了一部分民間良醫升格為御醫，那么這次防疫的功勞就要被民間醫生占完了。

    現在鼠疫已經得到控制，雖然沒有絕跡，不過隨著治療藥物的發放，即使大爆發致死率也已經降低到十分之一以下，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對于大明來說，十分之一的死亡率還在承受的范圍之內。對于朱慈烺來說也達到了預期效果。

    所以論功行賞也需要提上日程了，當初朱慈烺答應的官位也需要上報崇禎批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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