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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瑛從本子上移開視線，抬起頭，目光所及是滿柜的遺物。

    那年嚴曼猝然離世，他們在她辦公室里找到大量抗抑郁處方藥，結合她那段時間郁郁寡歡的表現，都認為她可能是受藥物影響做出了不明智的選擇。

    事發現場是新希新建的辦公樓，當時連大樓環形走廊上的圍欄都沒來得及裝，樓里自然不可能有人辦公，因此事發時一個目擊者也沒有。

    那段時間嚴曼的婚姻也岌岌可危，生活仿佛被各種復面能量圍困，加上事故現場的勘驗結果也沒有顯示出他殺跡象，報道中對真相的猜測就更傾向于自殺。

    宗瑛合上本子，將它放回原處。

    事情過去了十幾年，曾經的蛛絲馬跡早在漫長歲月中被沖刷得所剩無幾，已很難再回頭探尋真相，但有一點宗瑛能夠確信，嚴曼的離開原因不該是自殺。

    她一向堅韌努力，對學術負責，對工作負責，對孩子負責，不會無端地一言不吭就揮別人世。

    當年那些對她“輕生、不負責任”的指責，那些毫無意義的可惜與假惺惺的同情，那些在她死后關乎遺產的爭奪嘴臉，都曾清晰烙在宗瑛的年少時光里。

    那時的宗瑛沮喪又厭惡，卻無力離開。

    外婆遭受沉痛打擊一病不起，由小舅舅接出國休養，而她只能留在這里，形單影只地度過一天又一天，板著臉寡言少語地活到現在，宗瑛甚至記不起小時候的笑顏。

    玻璃柜門上淺淺印出她的臉——寡淡的、不生動的一張臉。

    她試圖撐起兩邊唇角來表達笑意，卻是不熟練的僵硬，最后只能放棄。

    宗瑛盡力平息心中翻起的駭浪，在滿目母親遺物中為外婆翻找一冊薄薄通訊錄。

    外婆出生于淳安古城，家里兄弟姊妹早早地各奔東西討生活，此后一別多年再難相見，好不容易打聽到一二，又恰逢嚴曼去世，就再沒有聯系。那時候留下來的電話號碼，或許早已變更易主，其實就算找到通訊簿也未必能尋到故人了。

    但人至垂暮身處異國，對故鄉故人的惦念是最后的執著，不管怎樣還是要試一試。

    宗瑛幾乎翻遍書柜，最后在一堆筆記本里找到了它。

    單薄紙張稍稍變脆，墨跡只有些許暈開，并不妨礙辨認。

    宗瑛抬手關柜，百般情緒仿佛也在柜門關閉的剎那，都被封鎖其中。

    外婆的歸國也為宗瑛提供了絕好的借口。

    薛選青晚上再找她，問她休假事由，她索性答復：“外婆回國了，要陪她尋親。”

    這理由充分且正當，簡直無可指摘。

    但薛選青到底不打算全信她，講：“尋親的確是重要事情，但你這次請的假長得離奇，除了事故和病休，我實在想不通還能有什么別的理由能讓上面批這么長的假給你。宗瑛，我曉得這樣逼你不妥，但我希望了解你的難處。有些事情固然只能一個人去受，但情感上有人分擔或許會輕松一些，你講有沒有道理？”

    宗瑛聞言沉默，她明白薛選青是出于百分百的好心，但現在并不是攤牌的時機，于是答道：“選青，你再給我一些時間，會很快的。”

    薛選青認真想了一想，同意了，但也講：“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一定不要鉆牛角尖，答應我。”

    “好。”她亦同樣認真地應了下來。

    八月的上海，溫度絲毫不降，浮在空氣里的每一粒塵埃都滾燙。臨近月尾，終于連下兩場暴雨，城市久旱逢甘霖，在雨水退去之后，天地迎來一種潮濕的干凈。

    這期間宗瑛和章律師見了面，表達了自己的財產處理意向，但因談話時間有限，這件事并沒有能夠深入，章律師只能與她另約日期。

    按照原來計劃，她應該盡早處理完這件事，即刻入院手術，但外婆回國這件事打亂了她的安排，索性就將一切都推后了。

    9月1日，外婆回上海，宗瑛去機場接她。

    小舅舅工作極忙碌，實在騰不出時間在上海久留，幾乎是將外婆送到，就又要匆忙返回，因此接待和陪伴的工作也就都落在了宗瑛頭上。

    外婆是個很有趣的老太太，除外公和嚴曼接連去世那幾年外，其余時候她都十分達觀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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