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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了。

    墓園的黑色大理石被水洗得發亮。

    照片上的男人面容很嚴肅，眼神深邃，仿似藏了一個世界。戴一副黑框眼鏡，左臉頰上有一道近五公分的疤痕。像是刀疤。

    李亞楠在墓碑前站了很久了，眼睛一眨不眨，撐一柄黑膠雨傘，雨順著傘面從邊沿落下來，一道一道像是珠簾。她就透過這些珠簾看自己的哥哥，覺得那面目熟悉又陌生。

    她對盛夏說，“我上一次見他，還是我高考結束那天，他在考場外等我，那時候他趕著去黎巴嫩，看見我出來，問我緊張不緊張，我說我唯一拿手的英語好像也考砸了。他若有所思了片刻，跟我說沒關系，盡力了就好，未來有很多路可以選，一次考試考砸了，天不會塌下來，哪怕這個考試是高考。我從小就特別崇拜他，他是個很有想法的人，幾乎他說什么我都信。我本來很沮喪，他安慰我之后，我就覺得舒服多了。我問他這次在家待多久，他很抱歉地說，晚上七點的飛機，馬上就要走了，我覺得好失望。他總是這樣，說走就走，有時候一走大半年甚至一年多都回不來，我說那你下次回來是什么時候啊？他說不知道，然后抱了抱我就匆匆忙忙走了。”

    后來他從黎巴嫩輾轉到津巴布韋，又從津巴布韋到埃及，最后去了中東，那邊戰爭打了兩個月了。他就在那邊工作，有時候李亞楠會在新聞上看到他，背后是漫天煙塵，他穿著媒體防爆服，一邊挎著防毒面具，一邊背著大大小小的相機，一張臉被塵土刮得發黃發干，對這里鏡頭冷靜地不摻絲毫私人情感的進行報道。

    其實也不是無動于衷，面對死亡和戰爭，誰又能無動于衷，只是這份工作就是這樣，你必須要站在上帝的角度，不含悲憫和憤怒地用鏡頭去記錄，去報道，去挖掘。

    越冷靜越客觀。

    他最后一次打電話到家里是一個傍晚，家里來了客人，媽媽匆匆問了他一句，“什么時候回來？”

    李亞暉說這次要久一點，媽媽很生氣地說：你別回來算了，末了又軟了語氣，說：你早點兒回來。李亞楠忙著跟表姐去試新買的裙子，在電話里敷衍地問了聲好就回了房間。

    再過一個月，就聯系不到他了，以前也經常這樣，他出任務的時候，就像是人間蒸發了，除了偶爾能在新聞上看見他的臉，確認他還活著，其他時間壓根兒聯系不上。

    再后來，報社打來電話，說人沒了，節哀。

    那天A市是個陰天，云層低垂，黑壓壓地迫人神經，李亞楠抱怨了幾句這要下雨又不下的天氣太煩人，媽媽叫了幾個人在家里打麻將，一會兒“碰”一會兒“自摸”一會兒“杠上開花”一會兒又“胡了”，聲音清晰地從偏廳里傳出來，爸爸加了一夜的班，就著客廳的涼氣躺在沙發上呼呼大睡。打呼嚕的聲音很有節奏感地敲擊著耳膜，她就在兩方夾擊的噪音攻擊里看一本西語書，那是個悶熱的下午，空調無力地轉著，汗順著背脊和額頭往下滾。

    電話打過來的時候，她捂著一側耳朵，大聲地問，“你說什么？”踢著拖鞋往陽臺上走。

    那邊重復了一句，聲音是沉沉的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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