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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爾德木圖對俄軍的頑強有些意外——他不知道俄軍的頑強正是來自于對“蒙古”二字的恐懼與仇恨。
額爾德木圖不知道的是，在俄羅斯民族的集體記憶中，“蒙古”二字始終與長達兩個半世紀的“韃靼枷鎖”緊密相連。
自13世紀拔都西征建立金帳汗國起，俄羅斯諸公國便陷入蒙古統治的陰影，王公貴族需向可汗俯首稱臣，繳納重稅，甚至連大公的廢立都取決于金帳汗的意志。
這種被征服的屈辱感深深烙印在俄羅斯人的血脈中，歷經伊凡四世推翻韃靼統治，直至此刻——留里克王朝終結、羅曼諾夫王朝尚未建立——的動亂時期，“蒙古”毫無疑問是俄羅斯東擴路上最值得警惕的符號。
當俄軍在托木斯克看到頭戴獸首盔、揮舞馬刀，同時竟還使用著比他們手中波蘭火繩槍更先進的明軍燧發槍的歸化騎兵時，他們眼中浮現的不是此刻最真實的明朝“歸化騎兵第一軍”，而仍然是記憶中那些橫掃歐亞的蒙古鐵騎。
正如率敗軍沖出城堡的一位哥薩克少尉，他手中緊握的馬刀刀鞘上，還刻著其祖父留下的家族箴言：“韃靼人的馬刀不會因祈禱而變鈍”——這其實是從1572年蒙哥汗后裔庫楚姆汗反攻喀山失敗后，在俄羅斯民間繼續流傳了三十余年的警世恒言。
那些從城堡側門突圍的俄軍士兵，其父輩或許曾參與過1598年征服西伯利亞汗國的戰役，深知蒙古騎兵一旦突破防線便會血洗村鎮，便如他們的祖上一樣。這種對“韃靼式報復”的恐懼，讓他們寧可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原上凍掉腳趾也要逃出溫暖的城堡，或者用凍僵的手指扣動火繩槍扳機。
更關鍵的是，俄羅斯東正教會長期將蒙古統治視為“上帝對俄羅斯人的考驗”，教堂壁畫上的“黃禍”形象從未褪色。
當加夫里拉的哥薩克衛隊發現來者是“蒙古人”時，宗教狂熱與歷史仇恨產生了詭異的化學反應——他們堅信投降只會迎來比伊凡雷帝絞刑架更殘酷的結局。
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恐懼，讓剩余俄軍在失去指揮中樞后仍能自發組成隊伍逃離，并在之后發現確實逃不過蒙古騎兵的追擊時組成圓陣，用雪橇犬拖曳的火炮殘骸構筑防線，甚至有士兵在臨終前用鮮血在樺樹皮上寥寥幾筆畫下反蒙古的東正教圣像，祈求“神圣俄羅斯”的庇佑。
對俄軍而言，此刻的抵抗早已超越了軍事意義。每一個倒下的俄軍與哥薩克，都在重復著三百年前基輔羅斯王公的誓言：“寧可讓冰雪封凍心臟，也不讓韃靼人的馬鞭觸碰十字架”。
這種根植于民族記憶深處的仇恨，讓托木斯克的殘雪都染上了近乎偏執的頑強——即便指揮中樞已被端掉，那些從城墻上拆下的圓木滾石仍會盡可能精準地砸向蒙古騎兵的陣列，就像當年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在冰湖上擊碎條頓騎士團的盾牌。
只不過，這一次他們對抗的“韃靼人”，早已換上了明朝的衣甲，扛著比祖先更可怕的燧發槍。或許，正如同“韃靼人的馬刀不會因祈禱而變鈍”一樣，大明的燧發槍也不會因為上帝的庇佑而槍下留情。
伊勒都齊的援軍已從東北方殺來，萬余騎兵在雪原上展開扇形陣勢。明軍的燧發槍與哥薩克的火繩槍對射，前者的火光連成線，后者則只是零星的閃爍。
“小王爺，羅剎人的火繩槍啞火了！”一名探馬騎兵回來報告。額爾德木圖大笑，拍了拍腰間的萬歷三式燧發騎槍：“告訴弟兄們，自由射擊！”
歸化騎兵發出山呼海嘯般的吶喊，前排騎兵學著高務實從禁衛軍調撥給歸化騎兵第一軍的教官們的操作，在已經打成陣地戰時翻身下馬，單膝跪地射擊，后排騎兵則從他們身邊越過，在進行包圍的同時，還在運動中裝填彈藥——這玩意明軍自己都玩不轉，也只有這種路都走不穩就開始學騎馬的民族能搞。
明軍這種“輪射戰術”是禁衛軍教官親授的，歸化騎兵第一軍第二鎮以此在風雪中發揮出恐怖的殺傷力。
加夫里拉被拖到城墻上時，正被身邊一位明軍蒙古將領遞上望遠鏡，他下意識接過看了一眼，正看見遠處最后二十名哥薩克被明軍騎兵包圍。他們的火繩槍已無法擊發，只能用馬刀與明軍搏斗。
一名哥薩克少尉被阿密達的馬刀劈中面門，血花濺在后者的明制精鋼玄甲上，染出了大明象征性的朱紅之色。
“為什么？”加夫里拉用虛弱的聲音問道，“我們的火槍是波蘭最好的……”
“因為你們的上帝，敵不過大明的科技。”額爾德木圖擦拭著刀上的血跡，傲然一笑，“這話是我的老師、大明首相、高務實大公閣下說的。”——這話是加夫里拉帶來的翻譯解釋給加夫里拉聽的，原話當然不是什么“首相”、“大公閣下”。不過，這都已經不重要了。
額爾德木圖目光望向東方，托木斯克的糧倉已升起炊煙，韃靼牧民正將馴鹿群趕進明軍的圍欄。
十月初三，額爾德木圖站在托木斯克尚未建成就幾乎已然廢棄的城頭，聽到探馬回報說，可能仍有小股俄軍哥薩克騎兵殘部向烏拉爾山逃竄，但人數不超過四十人，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西伯利亞的寒風撕扯著他的狼皮大氅，衣擺處的青銅鈴鐸叮當作響。伊勒都齊策馬而來，馬鐙上的銅環結著冰碴：“小王爺好手段，這周邊三百里方圓的韃靼人竟然這么快就都歸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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