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果然不認同莊周的齊物論，認為它沒用。

    莊周雖然覺得大家齊同，天下大同，卻也給不出任何的實例和推導。連墨家兼愛還需要說大家都是老天爺的財產，所以老天爺不希望人類打仗。但莊周的齊物論完全就沒有這種前提推導，只是告訴大家要齊物的結論。

    其實孔子也是直接告知結論，沒什么推導，只是教大家仁愛。但如今時代變了，不是春秋是戰國了，儒生必須要回答為什么要仁愛，仁愛的基礎在哪里。

    孔子的時代，沒人這么問他。但戰國卻有人這么問儒生，孟子回答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給仁義禮智找依據，這四端是每個人都有的，也就是所謂的性善論。

    而齊物論的依據又是什么？莊周回答不了，他只能說每個人都有‘成心’，所以看到的只是事物表現的表象，沒有看到事物的本質。但成心不能作為齊物的依據，只能說明人族有缺陷。齊物論本身只是莊周用敏銳的直覺想象出來的，告訴大家應該這么做，但不要問依據是什么，莊周回答不了，做多也只能說和成心反著來。

    所以最后有了道教，宗教就是不要問懂不懂，只要問信不信。

    不過就在孟子批評莊周的主張是水中月鏡中花的的時候，蕓姚仗義執言認為齊物論雖然不能落實到個人身上，也不能落實到社會之中，但可以落實在思想上、主張上，落實到孟子的‘法先王’上。

    可謂語出驚人，孟子本以為蕓姚只是個巧舌如簧的說客，沒想到一開口就要把一儒一道兩個極端的主張融合到一起，簡直膽大包天。孟子可以肯定就算是稷下學宮的學生也沒有蕓姚這么大的口氣，一開口就說法先王是‘法表象，而沒法本質’。要是自己的學生在這，肯定能一人一口唾沫噴死蕓姚。

    孟軻皺著眉頭，看向蕓姚，目光中充滿了不認同。“你說法先王是畫蛇添足？我倒要問問你先王行仁政，史書之上可有記載？”

    “確有記載。”史書自然記了很多仁政的例子。

    當年孔子微言大義，在《春秋》中加入了很多個人的主觀見解，對自己不認同的歷史事件用貶義詞，對自己認同的事件則用褒義詞，通過褒貶的區分來表達孔子對歷史事件的態度。這樣一方面可以保護自己，一方面也能讓后人知道孔子的態度。

    也因為孔子的微言大義，所以光是《春秋》的解釋就有《公羊傳》《谷梁傳》《左轉》，三部《春秋》的解釋都有不同的傾向性，有專門挖掘孔子微言大義的，也有注重補充歷史史料的，也有單純就是契合時代的翻譯。

    通過微言大義，孔子把道德觀念融入《春秋》，他老人家支持什么反對什么，一目了然。

    孟軻見蕓姚不否認史書，就說道：“既然你知道史書上有仁政之記載，就應該知道圣賢之仁德才是天下太平的原因，我讓大家法先王又有何不妥？”

    “在對歷史的態度上，我是認同法家的，認為國政應該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不能一味循古。”蕓姚緩緩說道：“歷史上確實有仁政，但也清晰地指出了古今的不同，歷史上的先王治理過萬乘之國么？恐怕沒有。但現在萬乘之國就有七個，千乘之國也不少，有如此巨大的變化，如何還能循古？”

    “若是圣賢能復生，一定能管理好萬乘之國。”孟軻非常篤定地說道：“圣賢一出，天下皆從。到時候天下的奸邪小人全會被除掉，萬乘之國也會聞風而至，接受圣賢的統治。”

    “這就有些一廂情愿了，難道賢如夫子還不夠么？我也沒見七國認夫子你做天子啊。”蕓姚覺得孟子這種看法太天真了。

    孟軻瞪了對方一眼，好在他是有涵養的，才沒直接罵人。他只是說道：“不敢當，鄙人可不敢和古之圣賢相比。”

    “不說笑了。”蕓姚板起臉來，開始認真的忽悠模式，她說道：“我聽說夫子去過魏國，大魏王見到夫子的時候開口就問如何強國，夫子則轉身就走，認為魏王不先問仁，卻先問利，不是個好大王，可有此事？”

    孟子點頭承認，當年他也是年輕氣盛，根本不給君王好臉色看，不滿意轉身就走，根本不鳥他們。

    “我再問夫子仁政可是養民、教民，讓民安居樂業？”

    “沒錯，仁者無敵。”孟子點頭說道。

    “養民、教民，安居樂業難道不是利么？”蕓姚說道：“這也是禮，夫子讓國君行仁政其實也是利。過用齊物論看歷史，我們就能發現仁義之君都是分利給天下，所以天下人都覺得君主的土地太少，財產太少，因為賢君最終會把自己的東西分給別人，自然天下太平。而現在天下已經找不到愿意分利給大家的君主了，就算有也是慷他人之慨，是從其他國家搶劫過來一起分利。”“齊物論告訴我們看問題要看本質，不能看表象。表象是君主仁慈，國人愛戴，君民和諧，但本質就是仁慈的君主是分利給大家的，并非只談仁不談利。”

    孟軻拍案，對蕓姚怒目而視，蕓姚這么說先王圣賢，置仁義于何地？這些理論簡直就是污言穢語，簡直就是亂世亡國之語。

    蕓姚按手，希望對方稍安勿躁，繼續說道：“孟夫子，你不要激動，我又沒說仁義不好。仁義自然也好，不過只能在君王分利的時候用，在大家一片喜氣洋洋的時候用，而不能在君王搶奪利益的時候用，搶奪利益還是要看刑名。因為仁義只能分利，卻不能造利。現在七國的問題不是分利的問題，而是造利的問題，利就這么多，但國家中要分利的人口卻越來越多，所以七國都需要找到新的造利之法。法家提出的就是變法圖強，李悝、白圭、衛鞅的思路其實都差不多，先賺錢，后強軍，最后擴張。因為法家能夠造利，所以君王都喜歡重用法家，而不是儒家。這就是齊物看歷史得到的結論，齊仁利，才能看清本質，利是資源，仁是分配方式。”

    蕓姚表示用齊物論的方式去看待歷史就能看到問題的所在，歷史的竹簡里寫滿了利益和分配，誰都不能回避。儒家不被重用的原因也很簡單，儒家不能造利，只能在原有的利益基礎上再分配，那誰愿意啊？君主和貴族根本不愿意和民眾分利，對儒家的態度自然是高高捧起，但絕對不用。

    畢竟儒家開口就是仁政，就是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就是要給君王放血，而且還是光放血不造血，戰國哪個君王能被儒家這么折騰啊。也只有以后大一統了，需要一個四海皆準的分配方式，儒家才被正式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