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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康元年，公元194年六月中，此時正值盛夏，荊州的瘟疫開始逐漸減弱，而本土士族和地方望族也因為劉琦，滿寵等人的整治，風氣大為好轉，而荊州各郡的權力也逐漸向山陽劉氏的手中更加的集中。

    與此同時，南郡和江夏的郡國兵開始向著東北方向轉移，對外宣稱是要屯田，但在很多人看來，荊州軍的真實意圖其實是想攻豫州。

    襄陽城中，很多人向劉琦諫言，說是眼下瘟疫剛剛被止住，荊州各郡的倉稟糧秣支出太多，頗傷元氣，且劉荊州眼下又病入膏肓，劉琦身為人子，在這種時刻出兵，實在是不合時宜。

    對于眾人的諫言，劉琦沒有給予正面回答，既沒有答應也沒有不答應。

    如此一來，荊州各級官吏掾史向劉琦諫言的頻率就更高了。

    其實這也是劉琦故意為之，各級官吏掾史諫言的聲勢越大，消息便擴散的越快，這聲東擊西的策略便越成功。

    所有人都以為他要攻打豫州，但實際上他的目標卻在西面。

    不過在進兵之前，劉琦要先將荊州內部的要緊事宜處置一下，畢竟征伐益州是一個較為長遠的軍事行動，后方的大環境一定要穩固。

    首先就是關于蔡家立家主的事情。

    蔡家目下是荊州第一望族，將蔡家的家主立下來，就等于是將蔡家穩定了，而南郡中的豪族之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以蔡家馬首是瞻，蔡家穩定了，就等于是南郡的望族穩定了。

    緊接著，以蔡侗、蔡黎、蔡誠為首的三位長者，召開了族會，選立家公。

    蔡中、蔡和、蔡浠這些人各個勢在必得，以為家公之位必為其所得。

    但哪曾想，三位族長竟然在會議上，清一色的支持立蔡勳為家公。

    一個庶子，何德何能，憑什么被立為家公？

    面對蔡家人的質問，蔡侗給出的理由也非常簡單。

    蔡勳雖為庶子，但卻有人情，講仁義、講道義。

    蔡瑁身死，他的遺孀和孩子被這些有資格繼承家公之位的人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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