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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麗絲·康尼絲的父母從案件結束后收到收到一張一千美元的銀行本票，不記名不掛失，任何持有者可以隨時去銀行提現。

    隨著支票一起寄過來的還有一封信，信中表示，今后每月老兩口都會收到一千美元，直到他們生命終結，信后并無落款。

    兩位老人對于這筆錢的處理意見非常一致，他們明確表示拒絕。

    之后，康尼絲夫婦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明確而鄭重通借助媒體向全世界展示了他們的處理方式，兩位頭發雪白的老人當著媒體的面將支票撕碎，發誓“哪怕今生貧困至死，也絕對不碰這錢。”

    “我們要讓有些人永遠背負著罪惡感，直到他下地獄！”

    “錢也許可以在合眾國買到所謂的‘公正’，但當猶太人穿過墳墓站在上帝面前的時候，我們可以虔誠的跪在主的腳下請求接納。”

    “而某些人的金幣會永遠墜在他身上，將他死死的壓在地獄最熱的那個角落，烈火會把黃金融化，流進他那張靈活的嘴巴里，那根同樣靈巧的舌頭再怎么攪動也無法阻止，滾燙的黃金一滴一滴的填滿他貪婪的胃口，永無止境！”

    ……

    九月還沒正式開學，但《耶魯法學評論》的編輯部已經開始忙碌起來。

    為了和《哈佛法學評論》較勁，學生編輯們在工作是從來不敢怠慢，兢兢業業的維持著這本“學生”刊物的專業性與高水準。

    九月第一期上，破天荒的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新任編輯（實際尚未到任）的二年級新生愛德華·楊。

    這篇名為《正義女神為何蒙著雙眼》的文章，與其說是正經法理學評論和探討，倒不如說更偏向于抒情向的散文。

    為此編輯部對是否發表此文存在分歧，可最終還是決定全文刊發一字不改，原因固然是因為愛德華作為法學院的學生親自操刀了這場官司，這是耶魯的光榮；同時喬治·達菲先生之前的那封推薦信也起了很大作用。

    “桑托到低是不是英雄？”

    文章開頭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隨后作者表示自己也非常迷茫，相對于被人廣泛同情的謝爾頓-固然他是制作炸彈的恐怖分子，但他身上依然存在著大量的人性閃光點，比如對宗教的虔誠-跑到教堂懺悔；對友誼的珍視-不愿意當庭指證同案犯。

    這些亮點恰恰是米國文化與傳統中最值得珍視的部分。

    而阿諾德法官則是被媒體和群眾斥責為惡人，因為媒體偏好的緣故，他在法庭上最后那段話，并沒有被廣泛披露，即便是有些小報刊登了，也會惹來眾怒，“那個惡棍法官分明是在消費死者！”隨之而來的就是“合眾國法律恥辱的標志”“俄國間諜混入司法界的象征”等等讓人啼笑皆非的大帽子。

    在民眾的眼里，謝爾頓和阿諾德法官的口碑與身份是成反比的，這固然是愛德華發動輿論戰爭的戰果之一，但也說了此刻的米帝社會極化嚴重，傳統的秩序不再具備威嚴，反而成了嘲笑與解構的對象。

    阿諾德法官的身份與表現正好嵌入其中，他就是怎么使勁也掙脫不得。

    兩人黑白分明。

    而桑托的身份則模糊不清，很多人認為他是英雄，是城市的守護者，這通常是保守派的觀點；而自由派群眾則直斥其為敗類惡棍，憲法的毀滅者。

    他的口碑游走在米利堅男兒與合眾國廢物之間。

    愛德華作為此案的深度參與者，也無法全面的回答這個問題。

    由此筆鋒一轉，開始分析起這個案子來。

    此案的最根本的矛盾點在于，法律問題和道德標準問題相互交錯纏繞，以致于符合法律的做法相當缺德，而道德主義至上后，法律的公平性則有被踐踏之嫌。

    還牽涉到政府對犯罪的干預及預警的限度，并對最重大的罪行提起訴訟的權限產生影響。

    事實上，這個案子應該成為一個極好的課堂分析材料，尤其是在講述司法道德的時候。

    “謝爾頓訴合眾國案”應該占有一席之地。

    從司法角度來說，不應該去單純的區分好人還是壞人，那樣是幼稚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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