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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國和宋國不一樣，不論是國內的局勢和幅員的廣闊，都極為不同。

    不同的國力，君王的心態也就大為不同，墨家想要達到他們定下的目的，所要做的便不可能復刻宋國的手段。

    適不相信君主，但現在卻可以借用君主的力量，來削弱貴族，先打破血統的界限，此時此刻是可以合作的。

    熊疑看著不卑不亢的適，不知道適心里的種種想法，于是做聲道：“寡人讀過墨家的一些文章，先王也曾與墨家盟誓。只是非攻一說……我有些想法。”

    “若想非攻而定天下，需要的是天下的君主都認同非攻的理念。如楚認同而魏不認同，那難道楚國就只能挨打嗎？所以這個道理并不是這樣的。”

    “寡人也曾聽聞，你曾說過，天下必定于一，利天下之君可定。何謂利天下？天下既有楚國，那么墨家不可以先利楚國嗎？”

    他說的這個利，并不只是現在墨家答允的那些貸款和武器，而是更為深層次的利。

    數百士，墨家又多技術，資金充盈，武器完備，這要是能夠相助楚國，那絕對是一件楚王夢寐以求的事。

    畢竟，墨家的理念里是講集權的，只是這集權卻又要求“上下同義”，將權力集中于“公共意志的承載者”身上。

    墨家內部并不認為這個公共意志的承載者，一定是血統高貴的君王。

    但在天下此時的君主看來，似乎自己就是天選的“公共意志承載者”。

    適明白，太過激進的東西，現在講出來只會讓局面失控：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所引出的尚賢，可以講，因為至少君主聽。但墨家內部的另外一些道理，在宴席上就沒辦法講了。

    正如幾十年后孟軻見梁惠王，對方開口便問“將有以利吾國乎”一樣，大國的君主和他們講儒生的“仁義”，是完全講不通的，他們也不會有絲毫的興趣。

    如今只是宴席，可以說一些空泛而廣闊的話。

    適便道：“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

    “當年巨子先學承桑氏，游說郢都，止攻宋，卻不被聽從。后來好在墨家尚有三百弟子，皆有扈氏之勇壯，最終說服了惠王不攻宋。”

    “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陣；不和于陣，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

    “所以欲決勝，必先和于國。和于國，必先利于民。既利于民，便可稱之為利于天下。”

    適又道：“戰爭是朝堂的延續。政令不和，民眾不利，又怎么可以獲勝呢？鄭小國也，子產變革，駟子陽承其政，于是去歲奪楚武陽。這是不可不察的。”

    “商丘一戰，宋都險些內亂，也正是因為民眾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所以不原去守城。”

    “如果王上能夠清明政治，使民得利，遠勝于昔，民眾又怎么愿意接受三晉的統治呢？”

    這些寬泛的話，并未引起貴族的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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