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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膩的麥粉，離開了僵硬的麩皮，便有了吳越女子般柔軟的身。

    這個將要改變淮河以北之后兩千年飲食習慣的不起眼之物，并非第一次現身人間，卻是第一次展現自己可以這樣的婀娜。

    適請墨者吃飯，只求簡單，這是節用，能吃就行。

    墨者看來，麥粉是利人之巧、雕琢花卷是不利人之拙。

    適請商人吃飯，力求復雜，這是取利，必須精巧。

    商人看來，麥粉是可得利之巧、雕琢花卷是利上加利之巧。

    凱恩斯主義的先行者管仲曾言，貴族富戶最好燒火都燒雕花的柴禾，荒年大興土木讓饑民有飯吃，越遭災越折騰不能讓貴族裝成心系災民不奢侈，才能讓財富流通，供養更多的手工業者，促進財富的重分配，災民有飯吃，度過災荒年。

    規劃經濟的先行者墨翟曾言，集中國家的財富用來興修水利、增加軍工、建造房屋、開墾土地種植麻桑，不要把錢花在珠玉等奢侈品上。人口也要有計劃地增加，少打仗少征稅保證男女能見面生娃能養活，從而讓每家生三個，在二十年內激增人口和社會財富總和，算起來比打二十年仗合算的多。

    兩人說的都沒錯，也都是符合各自情況和實事求是的辦法。

    在貴族的收入源于實物和勞役地租、貴族還沒有權勢太大以至分權嚴重、基層官吏不足、戰爭以爭霸為目的、土地足夠沒有席卷全國的土地再分配訴求、官山海政策讓齊侯擁有巨量財富的時候，管仲引導再分配的辦法是絕對有益的。

    在戰爭頻繁、土地制度變革露出曙光、貴族墮落奢侈、王權不集中、大量游學之人可以入仕保證官吏數量的年代，墨子的集權強制發展增加人口的節用政策也是正確的。

    這兩種學派的分歧，用適計劃在沛地彭城開礦的事做例子，就很容易分別出來。

    墨子學派若要開礦，首先要和人講清楚此物“大利天下”，用辯術論證此事是行大義，集聚財富和人力，上下同心，尚同共義，以守紀律和吃苦行義的墨者為先驅，帶領百姓開礦，再將鐵器售賣或是分配給人，從而擴大生產。

    管子學派若開礦，認為用奴隸容易逃亡、這時候深山野林里一躲抓不回來；用百姓開礦，百姓不滿，全民皆兵之下容易鬧事。那么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礦包給富商，抽十分之三的稅，剩下的事全讓富商負責，用什么人開礦富商自己負責，管理和抓捕的事也歸富商，富商對下面的礦工負責、國家對富商負責、間接管理，只需要把錢交上來就好。必要的時候再對富商施以重稅，同時鼓勵富商消費，從而調節財富分配。

    這兩種看似不應該存在于這個時代的思想和手段，卻偏偏真實存在于這個時代，而且堂而皇之地記載在木簡上。太史公曾讀過也盛贊過，但從晉之后便有人認為這都是無用可笑的東西。

    好在此時墨子尚在、墨者尚存，適能借用墨者的行義之心做出沛彭之事。

    出售磨麥粉的手段，也并不是開礦這樣的事。因而適可以不動聲色地在吸取財富這件事上學學管仲的手段，又不會引起墨子的反感。

    當宿麥推廣后，生產力提升，可以養活更多非農業人口的時候，更多的城市手工業階層將會成為墨者在城市的重要力量。農業的發展帶來的糧價忽然降低，也會促使非授田制的人口成為手工業者，最終平衡。

    簡單的麥粉可以在每座商丘這樣的大城養活幾十戶以此為生的手工業者，也能極大地促進這些城市的商品交換發展，促進貨幣的流通。

    當然也可以聚集各國的財富匯聚到沛地，積累資本，從而用來“大利天下”。

    適的手不算太巧，用筷子卷棗花、揉饅頭、搟面條、包餃子這樣的事還是會做的。

    在適看來，麥粉是槍、這些精巧的吃法是子彈。子彈不能沒槍，槍沒有子彈也賣不出去。

    把造“子彈”的辦法告訴這些商賈，自己的“槍”才能更好賣。

    反正都已經決定授漁得利了，那也不差這一點了，把如今能做的面食做了一遍。

    適心想，自己這也算是順應時代潮流。要不然不吃酸湯面的山西、不吃饅頭的山東河南、不吃鍋盔的陜西漢中、不吃餃子的淮河以北……這看起來可不是舒服，缺了那么一絲熟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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