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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比肩巴黎、倫敦，對于殷洲的百姓來說肯定是一種侮辱。

    那不就是不禁騾馬車，到處亂撒亂尿，臭氣哄哄的地方嗎？

    但是對于神州來說，那已經是一等一的大城市了。

    雖然朝廷一早就提出了“建設美麗故鄉，開發華夏故土”的號召，但目前來看，依然任重道遠。

    天津、金陵、上海、廣州四大都市不如鳳都、新滬、新廈這些大洋對岸的城市，除了因為老城改造要比白紙作畫難得多的因素外，還有一些別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為最近幾年打仗，萬歲爺內帑再是有錢，也得精打細算，多少要拮據一些，投資速度也就慢了下來。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大明對于殷洲和神州的發展策略不同。

    在殷洲，大明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態度，集中發展中心城市和工業，農業則是以皇墾農場與生產建設兵團為主。

    可以說，在殷洲，幾乎就沒有專門的農民，最多就是一些閑不下來的老頭老太，自己種一點瓜果蔬菜，自己吃，活著挑著賣罷了。

    可是神州卻不能如此。

    朝廷并非只集中力量發展上海、金陵、天津、廣州這幾個大城市，而是準備系統性的進行全局建設。

    由于朱富貴一手建立的大明帝國的特殊性，尤其是可以利用時空剪刀差補貼工業，所以大明既不需要向西歐白皮那樣掠奪殖民地發展工業，也不需要向后世共和國那樣委屈農民補貼工業。

    當然，稍微壓榨一些仆從國，勒令這個種點橡膠，指派那個種點棉花什么的，也是大明帝國主義的應有之義。

    當然相比于西歐對于殖民地敲骨吸髓的掠奪，大明朝貢圈的經互會制度，可以說是上上善。

    總之，得天獨厚的時間和空間優勢，朱富貴準備在神州本土跨越痛苦的原始積累階段，直接走共同富裕，至少是相對共同富裕的道路。

    這一點，在回鄉的一路上，李衛明深有體會。

    從仰光坐輪船到上海，過金陵，接著又到了安慶，然后走陸路返回老家廬江縣。

    說實話，上海和金陵給李衛明的感覺多少有些恍然若失。

    倒不是說這兩地破敗了。

    唐國公海外擴疆，帶走了江南半數以上的士紳，但是很快，這片古來富庶的土地便恢復了活力。

    可李衛明潛意識里，對于它們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

    李衛明作為安徽廬江李家莊人，算是唐國公半個老鄉。

    托這位老鄉的福，李衛明在德武三年就淮軍被抓了壯丁，長期駐扎在松江府，接著又在大賣豬仔的風潮中，被營頭冒充長毛給賣去了“花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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