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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皇商為東擄政權(quán)大量輸送糧食、衣物、炊具等基本生活物資。

    努爾哈赤也不虧待他們，把人參、鹿茸、獸皮等貴重物品交換給對方，讓這幫唯利是圖的奸商們高興的不得了。

    漸漸的，雙方建立了很深厚的利益關(guān)系，重視間諜戰(zhàn)的努爾哈赤就把雙方貿(mào)易內(nèi)容，從食品衣服擴大到情報。

    據(jù)《清實錄》記載，天命三年(1618)，時有山東、山西、河?xùn)|、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mào)易者16人。

    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

    東擄崇德三年(1637)，皇太極曾命東擄貴族帶領(lǐng)100名內(nèi)地漢族商賈，攜帶貨物到歸化城貿(mào)易。

    東擄入關(guān)，軍費支出猛增，財政十分困難。

    對此，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曾建言：

    “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

    由此可見，東擄政權(quán)對晉商的重視程度有多高。

    皇太極的戰(zhàn)爭機器所需的全部的火藥、八成的糧食和超過六成的金屬，都來自“誠信”通天的晉商。

    對雙方而言，這是一筆雙贏的買賣。

    正是通過晉商，東擄才可能把劫掠來的財物、古董和金銀購變成糧食，來養(yǎng)活他們幾十萬人口。

    遼東的米價，最終降到了一兩四石，人口增加了數(shù)倍，糧價卻壓到了最峰時的幾百分之一。

    而交易另一方的晉商集團，僅在在崇禎十五年就窖藏了上千萬的銀兩。

    這些功績在東擄入關(guān)后，得到了進一步提升，被御賜了皇商地位。

    得到東擄特殊照顧的晉商，壟斷了華夏北方貿(mào)易和資金調(diào)度，而且插足于整個亞洲地區(qū)。

    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

    東起大阪、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晉商的足跡。

    他們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shù)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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