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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東南的公田，倒是有一樁歷史公案，說起來很有意思。

    南宋晚期，大地主大官僚（貴勢階層）爭相兼并土地，導(dǎo)致南宋國庫收入銳減，不足以應(yīng)付軍費抵抗蒙元。

    宋朝本來有大量的公田，但多年售賣下來，到宋末公田已盡，田土多半集中在“貴勢”手中。

    趙宋沒了公田，一下子就陷入財政危機。

    于是權(quán)臣賈似道大刀闊斧的推行了“公田法”，通過發(fā)行紙幣和度牒（沒錯，就是度牒）的方式，用紙幣和度牒強行購買“貴勢”超出品級規(guī)定之外的田地。

    賈似道企圖通過公田法，重建大宋王朝的公田儲備，增加國庫收入。

    賈似道的公田法首先在最富裕，土地壟斷最嚴重的平江（蘇州），嘉興等六郡推行，第一階段即強買三百五十萬畝。

    這就是所謂的公田法。也就是所謂的“景定變法”中最重要的舉措。

    然而，此舉遭到地主豪強的抵制，他們勾結(jié)地方官吏，隱瞞田畝數(shù)目，并將政府強買的田土轉(zhuǎn)嫁給中下地主和富農(nóng)。

    如此一來，宋王朝的危機不但沒有緩解，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

    “景定變法”失敗，意味著宋朝通過變法改良的道路被堵死。作為改革者的賈似道也“身敗名裂”。

    李洛后世賣過賈似道的《促織經(jīng)》，他了解過賈似道，覺得此人多半是被黑了，應(yīng)該不會那么不堪，起碼比史彌遠，丁大全之輩強的多。

    所謂蓋棺定論，而賈似道死去七百余年，后世仍然褒貶不一。

    如果此事到此為止，也不算多有趣，最多是讓李洛總結(jié)點教訓(xùn)。

    有趣的是，隨著南宋被蒙元攻滅，賈似道好不容易強買的上千萬畝公田，全部便宜了忽必烈。南宋公田，成了元朝江浙官田的大頭。

    忽必烈拿到這么多公田，剛好可以在不侵犯士紳豪強的前提下，也有大量田土用來賞賜將士，功臣。真真占了一個大大的便宜。

    而現(xiàn)在，這些田土全部掌握的李洛手里，讓他也占了一個大大的便宜。

    可以說，唐國大半的田土，都已經(jīng)掌握在唐廷手里。這為均田令提供了條件。

    “以各縣域公田，扣除職田之后，分授該縣無田少田者，無論男女老幼，以口均分。田以肥瘠分為上田，中田，下田。一畝上田等同中田畝半，下田兩畝。”

    “一郡之內(nèi)，各縣人口田土有多寡之分。是以著各地郡守，以郡為域，遷移百姓，以多均寡。人多地狹之縣，可遷移至地廣人稀之縣……”

    李洛這個做法，就是打破國人重遷的習(xí)慣，讓人口和土地資源均衡起來，將人均田畝少的地區(qū)人口，遷往人均田畝多的地區(qū)。不要出現(xiàn)一個縣地少人多，而另一個縣地廣人稀的局面，最大限度的利用土地資源。

    他計劃先以縣為單位，后以郡為單位，最后以州為單位，慢慢擴散人口遷移，緩解人口地區(qū)失衡的情況。

    “各以縣域人口田畝為基，每人授田三到五畝。五口之家，以挾田二十畝為善，每三年，核準口數(shù)，重新劃定田畝…”

    李洛按照五口之家二十畝田為參考推行均田令，比隋唐時期的一戶挾百畝看似小氣多了，其實不然。

    因為此時的耕作技術(shù)早就不是隋唐時的粗放式耕種了，深耕細作之下，畝產(chǎn)大大增加，人均耕種數(shù)量也降低了。一家二十畝田，不勤快都種不完。加上東南田肥，人均幾畝田足夠完稅之后略有盈余了。

    只是今年一直打仗錯過了農(nóng)時，大規(guī)模的打糧起碼也要等到明年夏季，這個過度期需要大量的賑濟糧。好在唐國的糧食儲備很多，基本上可以應(yīng)對，避免了人大量人口餓死。

    終于，冗長的《定國是詔》宣讀完畢。

    但，仍然沒有結(jié)束，接下來，又是一份改革科舉和重開科舉的詔書。這是李洛送給東南寒士的大禮包。

    詔曰：“國家掄才大典，名器之重，社稷之本也。王以明道治天下，故以明道權(quán)衡天下英才…所謂明道者，明天道，明人道，明臣道，知廉恥，知民心，知善惡…”

    “明道者，必知文史以為鑒，必知算術(shù)以知數(shù)，必習(xí)騎射以強身，必知稼穡以勸農(nóng)……此即為明道也。”

    此言一出，一些文人出身的官員，都是有點愕然，但他們都是海東老人了，也沒有腹誹。

    自古以來，帝王都是以孝治天下。而唐王李洛，第一次提出“以明道治天下”，可謂首創(chuàng)。作為開國之君，他有這個資格，也有這個便利。

    李洛的明道治天下，選拔的其實是綜合素質(zhì)強的人才。對經(jīng)史子集的要求大大降低，但沒有取消，而對于算術(shù)，農(nóng)時，民生，君子六藝等要求有所提高。

    說白了就是要求智育，德育，體育一體，缺一不可。

    “著各州印制科考教本，分發(fā)郡縣，以為科考范疇……”

    就是將考試資料發(fā)下去，讓參加考試的學(xué)子先復(fù)習(xí)準備。考試的各科權(quán)重，和海東相同。目前，傳統(tǒng)的經(jīng)史子集仍然是分值最權(quán)重的科目。

    “各郡錄取者為秀才，賜予秀才功名；州考錄取者為舉人，賜予舉人功名；舉人可赴臨安參加會試……會試每兩年一次，五考不中者，取消參考資格…”

    李洛借鑒了明朝的科舉制度，明確設(shè)定秀才，舉人，進士三等文階。但把每三年一考，改為每兩年一考，還限制了考試次數(shù)，免得很多人一直考，浪費人力物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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