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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李欗的王府出來，劉鈺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圍繞著京城隨便轉了轉。

    倒并不是留戀什么，亦或者是什么反把他鄉作故鄉的情愫，只是想要看看或者說猜測，大順的將來到底會怎么樣。

    現在看起來，一切如常，京城里依舊是車水馬龍，奔流不息。

    只是現在的一切如常，和三四十年前比起來，終究是不一樣的。

    大順的變革，是自發且緩慢的，并不是那種劇烈的。

    更不是當睜開眼的時候，發現外面的河面上跑著理解不了的冒著黑煙的蒸汽船；天空中已經快要飛起了鐵鳥；港灣里的巨艦可以逆風而行……

    不是的。

    而更像是，大順吃下了一枚包含著未來的“緩釋膠囊”，是緩釋的，并不那么劇烈的。

    每一個年輕人，對于玻璃、蒸汽、黑煙、寬幅的棉布、南洋的蔗糖、隆隆的西城的運煤的火車，都已經習以為常。

    若是再年輕些，可能會覺得，從出生就是如此，那么世界本該如此。

    即便說，這些年變革中，遭受了時代車輪碾過的那些人，如今也沒有太多的恨了。

    要么，死了。

    而若是沒死的，既然能活到現在，顯然是“轉型”了。

    譬如當初從西山搖晃到京城的駝鈴；比如南苑里賣南苑柴的海柴人。

    或是死了，或是做了別的事，亦或者“犯了罪”被流放到了遙遠的邊疆——犯罪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想要活著，而劉鈺的改革把他們賴以生存的職業給消滅了，又不給他們補償，僅此而已。

    不管怎么說，京城此時是個以消費為主的城市，也是圍繞著官僚、貴族、軍隊、禁軍、皇家、衙門等等的需求為主要經濟內核的城市。

    這種以消費為主的城市，在這場變革中，暫時來說，體會到了好處是大于壞處的。

    糧價穩住了。

    棉布降價了。

    煤塊降價了。

    鐵器降價了。

    白糖降價了。

    茶葉降價了。

    每年帝國從各地征收來的賦稅，在這里作為軍餉、賞賜、俸祿、貴族年薪、資本利潤等等，流入千家萬戶。

    從天津運來的糧食、布匹、蔗糖、香料等，又在這里換成了白銀。而這些糧食、布匹等，又不可能自己飛到千家萬戶，于是又有許多人從事類似的工作。

    這些年，大順的改革，是要分開看的。

    對于過去的、舊的生產體系、舊的運輸體系來說，他們是改革的受害者。

    而對于那些消費者而言，他們實際上又是改革的受益者。

    應該說，從這一點來看，京城不可能類似法革中的巴黎。

    因為京城，并不是大順的生產核心區。

    但也一樣，這也意味著，將來真要出了事，京城很可能以一種和平的、不怎么流血的方式，安穩度過。

    某種程度上講，因為京城的“消費城市”的特性，使得劉鈺這些年的改革并沒有遭到巨大的阻力。

    居住在消費城市里的官僚、貴族、皇室、士兵們，他們是以一種消費的目光去看問題的。

    因為煤貴，于是有了西山的鐵路。

    因為糧貴，于是有了廢棄的漕運。

    因為布貴，于是他們支持新技術的革新。

    海外的白銀，增加了官員的俸祿、士兵的餉銀。

    生產方式的改變，降低了生活的基本物價，至少對于京城的“土著”而言，并不需要擔心這些年變化導致的住房價格的問題。

    無疑，這降低了大順這些年變革的阻力。

    或許文官不少是從地方升上來的，有地方的經驗。但于大順的另一股力量軍事貴族而言……

    他們本身就是馬爾薩斯經濟學里要維護的那批人，亦即“只消費、不生產”的“有效需求”者。

    亞當·斯密說英國奉行的是生產的哲學，而不是消費的哲學。對于消費的人而言，無疑，更完善的國內統一的大市場、更完善的物流、各個地區之間的關稅鈔關取消、各個地區的貨物按照絕對優勢相對優勢交流，無疑是好事。

    大順太大了。

    所以，這些年的變革，有人受損、有人受益、有人起義、有人發財。

    即便說，京城內部，也有受益的、也有受損的。

    但僅就京城而言，終究是受益的多、受損的少。

    至于誰受損。

    歷史上，義和團運動爆發的那一年，后來魯西北地區的老人，是這樣回憶那一年的：

    旱災，糧價飛漲。

    黃河決口后，運河淤積，糧食又運不進來。

    海運興起，沿河失業。

    資本跑路，原本運河時代的陜西山西資本全部撤資。

    洋布擠壓，魯西土布為生者，無以維持。

    實業蕭條，運輸業蕭條，大量人口根本無以為生。泥瓦匠這樣的技術工，一天只能換3斤高粱米——泥瓦匠，在舊社會，是標準的技術工，而不是力工。

    而這個地方，就是被譽為自大運河修通以來【整個北方最大的紡織品交易中心、糧食流通中心、淮河以北之揚州】的臨清。

    也即，義和團運動最先爆發的地區，以及后來百年之后依舊是國家級貧困縣的臨清。

    某種程度上講，劉鈺把這件事給提前了。并且并沒有繼續積累矛盾，而是選擇了分批引爆矛盾、分批鎮壓的方式，把這里的反抗運動給提前壓住了。

    即便如此，他還是動用了強制性的行政手段，通過對外擴張，將印度棉布的份額，分了一部分，強行分給了這里，緩解矛盾。

    京城的人，尤其是馬爾薩斯經濟學意義上的“消費者”，包括官僚、貴族、軍隊，他們真的無法理解，變革對于舊時代的“毀滅”，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意義。

    啟蒙運動，能解決反封建的“社會意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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