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一早，五更三時，在紫宸殿內，舉行例行性的早朝

    端坐于堂上的宋仁宗趙禎，先是掃視了一眼，堂下位列兩班的群臣，他發現此前關了三日大牢的范仲淹，站在左班第三列的時候，臉頰上便浮現出了一縷笑容。

    待堂下群臣三呼“萬歲”后，宋仁宗趙禎隨即開口問詢道：“今日早朝，不知諸卿有何事向朕奏請？”

    當宋仁宗趙禎的問話聲剛落，站在左班第三列、身穿紫色官袍的范仲淹，便一馬當先持笏出列，面朝著端坐于堂上的宋仁宗趙禎，稟告道：“啟稟陛下，臣有本要奏，還請陛下過目。”

    聽到躬身立于堂下的范仲淹說有本要奏，端坐于堂上的宋仁宗趙禎，當即就對站在旁側的內侍押班副都知張茂則，有些迫不及待地吩咐道：“張副都知，你快下去從范公手中，把奏請的奏折拿上來，讓朕御覽。”

    侍候在旁側的張茂則，應了一聲“喏”后，便趕緊慢步走到范仲淹的跟前，伸出雙手從范仲淹手中接過一本看起來厚度大抵有三寸許的奏折，折身慢步雙手呈送到宋仁宗趙禎的面前。

    從張茂則手上接過奏折后，宋仁宗趙禎隨手翻閱了幾下，便把奏折合上，重新交到立于身前并未走開的張茂則手里，朗聲吩咐道：“朕已經閱覽完畢，覺得奏折內所寫內容甚好，張副都知你念于眾卿聽上一聽。”

    張茂則雙手接過奏折，并應了一聲“喏”后，轉過身去，走到堂下，立于堂前，面向堂下兩班群臣，朗朗上口地念了一遍奏折上的內容。

    無論是從宋仁宗趙禎看了幾眼，就說自己看完了奏折上所寫的內容，還是張茂則念奏折內容的時候，聽起來朗朗上口，都說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此之前，他們二人都看過范仲淹這份奏折。

    真實的情況是，在昨日傍晚時分，范仲淹離開了包拯在開封府衙的辦公房，就跟包拯和王浩二人作別，身穿公服直奔皇宮面見了宋仁宗趙禎。

    在垂拱殿之內，范仲淹把這份奏折呈送給宋仁宗趙禎，在御前侍候的張茂則，自然是也在場，經過宋仁宗趙禎左思右想之下，讓范仲淹在翌日早朝，當著一眾朝臣的面，向他呈送此奏折內容，到時，他再讓張茂則把奏折內容念給一眾朝臣聽，借此探探朝臣們的口風。

    畢竟，這份奏折內容都是范仲淹所列即將進行的改革內容，起初，讓宋仁宗趙禎感到好奇的是，在奏折最后的落款處，除了寫有范仲淹自己的名字之外，韓琦、富弼、歐陽修、包拯和王浩的名字赫然在列。

    其他四位朝廷大臣一起支持范仲淹進行改革，并不讓宋仁宗趙禎感到奇怪，只是讓宋仁宗趙禎感到奇怪的是，王浩這個剛被提拔為街道司司丞才大抵一個月的功夫，只不過是個從八品的芝麻綠豆大小官兒。

    再加上，王浩前幾日在東京城內推行交通新規，為此，還把違反了交通新規的范仲淹，抓進了開封府大牢關押了三日之久。

    在此時的宋仁宗趙禎看來，范仲淹和王浩二人，在結下這個梁子之后，不至于會對彼此報復打擊，最起碼也不可能會有什么攜手合作之事。

    當宋仁宗在昨晚的垂拱殿之內，向范仲淹饒有興致地問詢起王浩對這份奏折貢獻的內容比例時，范仲淹卻回答說奏折上有三分之一的改革內容，都出自于王浩之手。

    對于范仲淹的這個回答，更是讓宋仁宗趙禎感到萬分驚訝，因為在他的印象當中，王浩作為行伍出身的一個小兵，把他提拔到街道司司丞的位子上，已經能夠做到人盡其用。

    直到這個時候，宋仁宗趙禎覺得自己還是小瞧了這個王浩，就憑王浩在范仲淹奏折當中所貢獻的三分之一改革內容，就算是讓王浩做一個參知政事或者副樞密使，都應該是綽綽有余。

    昨天晚上在垂拱殿之內，宋仁宗趙禎就覺得，若是在不通知一眾朝臣的情況下，就立即對奏折上所列的改革內容進行付諸實施的話，不出三日，提反對意見的奏折定然會在他的御案上堆積如山。

    只是讓宋仁宗趙禎沒有想到的是，就在今日的朝堂之上，待張茂則宣讀完范仲淹的奏折內容后，不等他開口問話，就已經多達四名位列左右兩班的朝廷大臣，持笏出列旗幟鮮明地表達反對意見。

    這五個朝廷大臣分別是中書門下平章事章得象、參知政事賈昌朝、御史中丞王拱辰、劉元瑜右司諫四人，紛紛持笏出列，齊聲高呼“期期以為不可”。

    在參加今日早朝的群臣們看來，趙官家之所以在今日朝堂之上，跟從西北戍邊奉旨回京的范仲淹，演這么一出戲，為的就是要對推行新政。

    而新政內容，無非就是范仲淹奏折所列，在不少朝廷大臣看來，范仲淹的改革步伐之大，定然會讓原本一片安穩祥和的大宋，搞得是人心惶惶雞飛狗跳，自然是要站出來極力反對。

    看到章得象四人持笏出列，宋仁宗趙禎先是長嘆了一口氣，明知故問道：“斯威臣卿，方才齊呼‘期期以為不可’，你們不妨說來聽聽，為何不可呢？”

    章得象、賈昌朝、王拱辰和劉元瑜四人，先后進行了發言，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意見，盡管他們反對的論點皆不相同，卻都有一個落腳點，那就是祖宗舊法不可隨意更改，在大宋境內實行新法改革不可操之過急，應當循序漸進，一項一項地來，不可一股腦兒地對方方面面進行改革。

    緊隨其后，范仲淹為他所主導的這份奏折改革內容，在朝堂之上，也為自己進行了一番辯護，認為眼下之大宋，已經今日不如昔，面對黨項西夏和契丹北遼的多年襲擾，搞得現在民不聊生，積貧積弱，國庫入不敷出，應當從快從急大刀闊斧地改革已經不合時宜的舊法，在大宋境內實施新法，只有通過變法才可圖強。

    為此，范仲淹還列舉了春秋時期，正是自打商鞅變法成功，才讓原本國力偏弱的秦國，變得更加強大，繼而最終統一了六國。

    只是，范仲淹卻沒有提及商鞅變法在令秦國強大的同時，商鞅自己個兒的最終下場可是車裂而亡，原因就是他得罪了當時秦國的統治階級，只有當時的秦王秦孝公一人對他極為信任，秦國的一眾大臣們對他幾乎都敬而遠之，見到他都唯恐避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