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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唐以后的將近三百年時間里，日本一直派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可謂是空前，對推動日本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中日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可隨著盛唐不再，日本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便有了變化。

    中間的過程不去多說。

    只說，到了宋代，日本與遼國建交，便斷絕了與中原政權之間的聯系。

    按說斷了也就斷了，不來往就是，可偏偏不行。

    唐朝之前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在西北內陸，便是大名鼎鼎的“絲綢之路”。

    可唐朝中期之后崛起的阿拉伯帝國中斷了這條商路，急于掙錢的民間商業團體被被迫將目光放到了海洋。

    由于這個時代的航海技術還不是那么先進、政權不統一、各地商人壟斷等等原因，近處這幾個鄰居便成為了宋朝海商的主要海外市場。

    而宋朝的統治者敏銳地意識到，商業活動帶來的巨大利益可以有效緩解財政困難，故采取鼓勵和支持的態度。

    于是，有宋一朝東南沿海地區經商逐利的風氣日盛。

    慢慢的，這個時代，凡是有錢人，除了達官貴胄，大部分都是以海洋貿易為主的商人，有的巨商富賈甚至能夠榮登史冊。

    由此可見，其影響力之大。

    這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的農業社會絕對是個異數。

    這樣龐大的海外經商活動，有的是對高麗做生意，有的是去東南亞享受熱帶風光，但更多的是對日貿易。

    頻繁的宋日經濟往來讓不少人長期寓居在日本，甚至加入了日本國籍。

    如此，宋朝商人便承擔起中日溝通的交流重擔。

    同時一些日本人借助中國商船對宋朝進行訪問。

    宋太宗年間，日本東大寺的僧人跟隨宋商來到中國受到了皇帝接見。

    宋真宗時期，日本人滕吉木又是跟隨宋商前來朝見。

    海商不斷領著日本人前來激發了宋王朝與日本交往的興趣。

    于是在公元一零一三年，宋王朝主動派使者攜帶外交文書和禮物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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