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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拉并不是十分確定地說道：“至于這邊的政府，我不認為他們不知道，利益鏈條上的買家很有可能就是他們這邊的大人物，阿爾巴尼亞人窮鬼一樣，根本沒錢。”

    維多利亞.漢德在電話另一邊沉默稍許：“如果你想把事情搞大的話，那還需要一些切實的證據，而且因為你和我的女性身份，最好都不要出面。”

    她說得很明白，貝拉也有所明悟。

    社會風氣確實是開放，但自己愿意和被脅迫是兩碼事，一旦貝拉她們和整件事扯上關系，自身的名聲就會被污染，還是洗不干凈的那種，因為根本就沒法解釋。

    你怎么知道這件事的？在這件事里你是什么角色？

    各種問題扔過來那就是百口莫辯，和得到的那點名氣相比，損失的更多，實在是得不償失。

    “我明白了，謝謝你的提醒。”

    維多利亞.漢德交給她一個國際女性議題辦公室負責人的電話，這個辦公室直屬于第一副國務卿，專門針對女性被歧視、被家暴等問題，有點美國版婦聯的意思......

    貝拉并沒有用自己的身份去打電話，就像維多利亞.漢德說的那樣，她確實不方便露面，這事不好聽！你說你自己一人殺了三十多個阿爾巴尼亞人，外人不信啊！你有什么證據證明嗎？

    她就把電話打到紐約，找紐約的女權斗士，女律師杰里.霍加斯來當這個負責人。

    女律師是遠近聞名的蕾絲邊，自身又需要名氣，無論是好名聲還是壞名聲都行，這年頭還有比狀告一國政府更能揚名的事嗎？

    本來就有救命之恩，這官司在法庭內勝訴沒難度，難點在法庭外。

    女律師也很激動，當即答應下來，表示自己會帶著團隊盡快動身來巴黎。

    那個美國婦聯的聯絡任務貝拉也交給女律師負責，她最后把電話打給托尼.斯塔克......的保鏢哈皮先生。

    貝拉對美國的大使就不是很信任，這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一概不知，對她來說，還是找那些知根知底的人比較靠譜。

    很快電話就被轉到斯塔克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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