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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林中有騙了同僚幾百兩金器的狀元，有誆騙資助自己考上進士的記女飲下毒酒的學士，這一干人都被士論所不值，律條也照樣是犯了，追究起來，罪名還不輕，但他們一樣升官發財，一點事也沒有——因為他們是讀書人。

    即便何闐為兩頃祭田，背宗棄祖，連訟三十年，使有司不甚其擾。打上一頓板子給個教訓，乃是合乎律法。但法理無外乎人情，何闐是讀書人，饒他三十板，不是要照顧他，而是要照顧讀書人的臉面，否則怎么能體現朝廷對文士的重視？

    而且更重要的，當初支持何闐的基本上都是白馬縣的士子。要是真的扒光了何闐褲子，露出屁股來打板子，一記記的都是打在之前支持何闐的士子們的臉上。

    這又何必呢？

    韓岡還要繼續治理白馬縣，那些士子在名義上都是他的學生。韓岡已經通過這一案將他們給懾服，但若是得寸進尺，反而會引起他們的反彈。

    這番道理韓岡在信中說得也明白。何闐經此一案，已經聲名盡喪，雖生猶死。這對他來說，其實已經是最大的懲罰。說不定過些曰子也就死了，根本不用板子來幫人上路。律條不是死的，可以靈活選用，何闐的下場已經足以使人警醒，除了官員受累以外，又沒有受害者，就沒有必要再多此一舉。

    又說了幾句，王安石從崇政殿中告辭出來。

    回到政事堂，兒子王雱正在廳中等著他。

    王雱到了中書過來，是要說著經義局中的公事。王安石雖然提舉經義局，但他基本上不往經義局去，只能勞煩王雱來稟報。

    作為宰相，王安石身上的兼著的差事不少，編纂朝廷政令、律法的編敇局，編寫國史的史館，還有就是編寫科舉教科書的經義局，這些文事、政事方面的職司，都是要他這個宰相來提舉。

    不論是法律條令，還是國史，又或是國家教材，都是宰相身上的任務——就如《武經總要》，署名的曾公亮，他當時就是宰相；《太平御覽》的主編李昉，當時也是宰相——這是宰相的權力范圍，提舉之位不會交到別人手上。就跟后世國務院的最高領導，許多時候都會兼著某某領導小組一般——官僚社會，古今如一。

    不過王雱說是來稟報經義局中的最新情況，其實也只是借口而已，王安石稍稍問了幾句，就放到了一邊。父子兩人談論的乃是事關天下的要事，回到家中都討論不完，要在政事堂中繼續。

    現在王安石面臨的情況很是危急。這并不是政斧中事——新黨之中，呂惠卿和曾布之間關系依然緊張，可王安石自問還鎮得住他們。而詩書禮三經的釋義，也差不多快完成了。《詩經》、《尚書》兩部，是自己列出大綱，而由王雱、呂惠卿領銜編寫，只有《周官》一部，是由王安石自己親自寫的。新法的推行還算安定，政事、軍事、財務等方面的變革都是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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