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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社在大宋本就十分常見，太祖當年還是結社起家，號稱義社十兄弟，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何況這還是太祖所為，誰敢說出一個不是來？

    大宋立國之初本就出現不少動蕩現象，應付動蕩各的最好辦法就是以暴制暴，結社的出現給了百姓最大的自衛權，甚至連弓箭社都不在少數，太祖智慧的發現用這些結社能最大程度上的減少朝廷在治安上的負擔。

    于是結社這一傳統就被保留了下來，而牙行制度的不斷發展壯大，使得另一幾個欣欣向榮，行會。

    行會與結社其實差不多，都是“抱團取暖”，只要人多的地方就會出現權利，有了權利就會出現權力爭奪，有了權力爭奪就會出現爾虞我詐，人性的光輝也好，丑惡也罷都會在這里被展示出來。

    東京城結社的人越來越多，沒辦法生意不好做了，各行各業都多多少少的受到了來自河西貨物的沖擊，于是百姓們想到最簡單的方法便是抱團取暖。

    原本東京城的百姓等會河西的風評很差，認為河西的貨物才是他們生活困難的源頭，可實際上卻是恰恰相反。

    只有少數人知曉東京物價飛漲的背后到底是誰在發力，李端懿無疑是了解內情的人之一。

    因為報紙的出現，文人墨客的聯系變得更多，對于東京城中文社的發展，朝堂上下自然是喜聞樂見的，并且許多官員都樂意投身其中。

    什么晚亭社，飛花社之類的詩詞社團比比皆是，名頭更大些的還有討論時局和朝堂的云衢社，望政社等等。

    文人社團自然要出挑些，雅致些，李端懿的中興社都是些和他一樣有些功績卻被打壓的失意官員。

    多半手中掌握實權，但品秩卻是不高，而有些更是掛著高高在上的品秩，卻能分管車馬，兵器等等。

    這些人聚集在一起多論時局，尤是現在河西將黨項取而代之后，宋遼，河西三國之間矛盾重重，三方也是各懷心思之下，朝堂官員自然更加關心。

    官員們在許多時候都是不能隨便說話的，尤其是在朝堂上，但大宋的環境要好的多，甚至允許風聞言事。

    所以朝堂上不能說的話，在民間結社的時候卻能暢所欲言。

    官員們之間交流討論的內容可就與百姓不一樣了，尤其像是中興社這樣的社團中，文人之間一般都會反應真實的情況。

    只不過這段時間社團愈發的不對勁了，中興社里的官員開始更為小心謹慎，就如同今日一樣，名義上是在樊樓飲宴，可實際上在到了樊樓之后又從包下的小院離開。

    寧愿破費些錢財也不愿在樊樓中繼續，聽聯絡人說，最近不太平，許多文社所聊之事，第二天便傳了出去，還要被御史彈劾。

    眼下的相公賈昌朝并不喜歡官員結社之舉，而參知政事們不喜此事，雖未直言反對，但排斥的意為很明顯，就連往日里多喜詞文的歐陽修避其文社。

    不少人說這是因其與變法一派交好，支持新政而被舊黨所惡，而最支持文社的范仲淹又被出外知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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