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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河西與大宋之間的矛盾已經很深，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不可調和的。

    每年平白向大宋繳納重稅，河西商賈在大宋行商不斷的被打壓，河西的貨物在大宋賣出的價格根本就不能同在其他國家的售價相提并論。

    就這樣，大宋朝廷還在擬定更高的稅收來限制河西的貨物，這一點直接的反應到河西的制造業上。

    要知道現在還是封建時代，物資還是相對匱乏的，大宋一邊需要河西的貨物來豐富他們的市場，一邊又要打壓河西的貨物這本就不合理。

    宋廷以高昂的稅收作為對河西商賈的限制，同時那些有“背景”的商賈通過各種手段低價從河西買下貨物，再高價販賣給大宋的百姓。

    這些大宋商賈的背后可都是一個個顯赫一時的家族，他們已經失去了耐心，正追求更加暴利的攫取方式，而這也是當初葉安培養起來的資本。

    普惠商號在河西已經不存在了，但在東京城，在大宋依舊在皇帝的支持下存續，只不過這個商號已經變成了皇帝與權貴之家賺取利益的工具。

    趙禎不允許葉安成為河西的“圣人”，而那些權貴之家則不允許河西商賈在市面上不斷的降價以占領市場。

    商業上無法戰勝競爭對手，那就在其他地方打壓，若是連政治上的打壓也無用了，那就采用最原始的手段，暴力的去侵吞或是毀滅……

    范仲淹在慶歷三年的改革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這些年葉安一直在關注范仲淹的改革，眼看著兩年時光過去，從一開始范仲淹與趙禎的雄心勃勃，再到現在的君臣猜忌，葉安總算是見識到了保守勢力在大宋的強悍。

    其實從慶歷三年開始，范仲淹的“新政”改革就已經遭到各方反對，而至慶歷五年的這短短三年時間里，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出外”。

    各項改革廢止，這場轟轟烈烈，以整頓吏治、解決冗官、冗兵、冗費問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的改革徹底“夭折”。

    趙禎是個守成之君，但卻絕不是一個頗有建樹的君王。

    在面對保守派強大的反撲時，他必定會選擇妥協，因為他的為君之道便是平衡，左右不過是個“穩”字。

    所以從范仲淹來信開始，他便一次又一次的警告范仲淹，“天子之心乃改革之本，萬勿操之過急，切勿信之過甚！”

    結果改革所遇到的一切阻力，最終都變成了給趙禎這位大宋官家的壓力，而他撐不住的時候也就是新政失敗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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