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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原因，則跟南宋朝廷還算老實，沒有減少銅錢含銅量有關。一方面是祖制制約，趙匡胤鑄錢用多少料，是有規定的，趙構不想破壞。另一方面，也是吸取了大量失敗經驗，蔡京就動過銅錢的念頭，鑄造了大量“當十大錢”，王安石變法的時候，曾發行過折二大錢來斂財，并沒有引起多大混亂，但蔡京一枚大錢用料不及小平錢三倍，卻可以當十枚錢來用，當然是要出事的。

    結果導致物價高漲，金融混亂。于是蔡京被罷相，朝廷采用了大量措施，試圖回收這些大錢。但是難度很大，因為不止蔡京鑄造了大錢，由于利潤巨大，民間大量私鑄。在幾倍利潤之下，奸商私鑄了大量大錢，這是哪怕殺頭都制止不了的買賣。宋徽宗免了私鑄之罪，但卻要求持有私錢的商人，限期將錢送到開封銷毀，而且按照銅量，給他們百分之二十的利潤，用小平錢換他們的大錢。但商人發覺根本不劃算，為了不被追究，大量商人將持有的大錢扔到河里，后世經常在河里打撈出成批的宋代錢幣，就是因此而來。

    有蔡京的教訓在前，趙構可不敢亂搞，只在最緊急的時候，鑄造了一些折三大錢應急，當十大錢他是不敢鑄的。

    李慢侯了解這些，可不是因為興趣，而是因為他也打算鑄錢了。

    在《藩鎮條法》中，他爭取到了大量利益，呂頤浩不是一個談判高手，許多經濟方面的利益，他想都沒想就放棄了，尤其是鑄錢這一項。

    可當李慢侯以為他自己爭取到了一筆巨大的權力的時候，卻發現呂頤浩不在意藩鎮自己鑄錢是有道理的，因為鑄錢在當下真的是一筆穩賠不賺的買賣。

    李慢侯曾經做過一些錢幣生意，收集過一些稀缺錢幣。知道南宋在趙構之后的孝宗時期，開始在錢幣上加上紀年，原因是防止錢監作弊。因為鑄錢成本很高，錢監當然不會賠了，錢是朝廷撥付的。他們用這些經費，并沒有采購銅料鑄錢，而是直接從民間收購銅錢上交，結果就能省下大筆經費私分。為了防止這種作弊，才開始要求再錢幣上鑄造年號，淳熙十年，就鑄上“十”，十二年就鑄上“十二”。

    李慢侯發現，無論他以什么樣的方式，從市面上收購銅料，大規模采購，大規模鑄造，都無法將成本壓縮到不虧錢，更不用說收鑄幣稅了。

    李慢侯要鑄錢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收鑄幣稅，他更看重的還是貨幣帶來的經濟效應。主要還是為了活躍市場，目前山東的貨幣體系相對穩定，依然是以鹽票和糧票為主，錢引是沒有空間的。可銅錢也幾乎不在流通。

    錢銅倒懸的特殊情景，讓全國都這樣，有銅錢的，肯定儲藏起來，否則朝廷不會下詔禁止藏錢。而且必然有規模巨大的銅錢私熔現象，江南的朝廷抓到這種人是直接砍頭的，李慢侯的藩境之內，非常自由，因此銅錢熔鑄都快公開化了。這種情況，如果沒有錢引這個濫發的攪屎棍子參合，最終會讓銅錢恢復到銅價的水平，但江南濫發的錢引，死死的墜住了銅錢價值，讓銅錢無法跟銅價一起漲跌。

    而鹽票和糧票就基本是跟糧價和鹽價保持浮動的。

    鹽票和糧票，在有實物保證，加上揚州較為克制的印刷量的保證下，基本穩定。

    山東境內因此貨幣穩定，但弊端也在顯現，那就是鹽票、糧票，大量占用了糧食和食鹽，許多糧食和食鹽是壓在官倉里不動的。這些官倉里的實物，其實起到的就是貨幣在流通中的價值。

    如果是不能吃的銅鐵，也就算了。巨大的儲糧也能應急，可是太多鹽就沒什么意義了。食鹽還是被使用的時候，才更有意義。

    因此李慢侯一直就打算鑄錢，有了權力后，這想法就開始付諸實施。卻面對著這樣一個窘境，朝廷的錢引，一時半會是不可能作廢的。至少在江南如此，而又會通過商品交流，影響到江北和山東。

    而且在揚州印糧票和鹽票，在山東使用，已經出現了大量負面效果。那就是這些票據，在山東的受認可程度，遠遠低于揚州經濟能夠直接輻射到的江北。山東市面上，絹帛這些實物作為貨幣的現象，比長江沿岸要普遍的多。

    “那就鑄造銀幣！”

    籌劃了幾個月后，李慢侯找不到破解的方法，他可以不收鑄幣稅，但不能巨虧啊，這邊他鑄造了一百萬貫銅錢，花了兩百萬貫經費，回頭那邊奸商們熔鑄造銅器去了，來回折騰，也無法增加銅錢數量，根本不會進入流通。

    銅的貨幣屬性，已經被朝廷的錢引給玩廢了，李慢侯干脆進一步，提出鑄銀幣的建議。

    日本的白銀滾滾涌入宋朝，山東就是集散地之一，輸入量并不比明州少。伴隨著日本白銀輸入，相應的是山東各種手工業、礦業產品輸出日本，山東的經濟恢復和增長極快，總量可能還比不上以前，但人均顯然已經超過了，大量山東老人都覺得，日子比以前好過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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