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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湯達的《紅與黑》，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還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當然后兩本書的雖然叫賣，但我總感覺那兩位對于景物近乎癡迷的描述中，我感覺到他們有騙稿費的嫌疑。”

    米歇爾笑而不語，深以為然的點了點頭。

    “當然小說最重要的是能打動讀者的情緒，無論是消極的還是興奮的，能產生強烈的共鳴，才是最重要的一點。”

    加里安對19世紀上半葉的大師們都有著極深的怨念，巴黎圣母院在翻閱了四五頁依舊不會錯過主線劇情的情況下，就知道他們水文到底有多么的喪心病狂。不過文學巨匠終究與起點作者有天壤之別。起碼大師們的水文能營造出一種身經其境的氛圍，而不是單純毫無意義的騙數字。

    從書上看來的觀點拿來忽悠對方，顯然米歇爾已經陷入了加里安的觀點之中，語帶感慨的說道，“不知道加里安先生打算在巴黎的哪里高就？”

    加里安笑著搖搖頭，“托朋友的關系，海關謀取了一份抄寫員的職位而已。”

    聽到這里，米歇爾的語調略帶可惜的說道，“真可惜了，我認為你的才華應該成為一名職業的作家。從你的談吐中完全感覺不到法國普羅列塔利亞的影子。”

    全職的作家？

    聽到對方的話，加里安不屑的搖了搖頭，“算了，比起一名全職的作家，我更覺得首先要有一份工作養活自己，當然我也可以在業余的時間兼職的寫一下東西來投稿報社。不是么？”

    米歇爾笑了笑，神情尷尬的附和說道，“這樣也不錯。”

    1860年的法蘭西對于全職的自由作家來講還屬于尷尬的時代，報紙業的剛剛興起，而接下來廣告的刊登也讓作者的稿費水漲船高。法蘭西第二帝國之前的文人幾乎都處于半餓死的狀態。

    雨果寫《巴黎圣母院》時出版社付給他一萬法郎，五千是現金，另外五千等書賣完之后再結算。波德萊爾寫了一輩子才賺了三萬六千法郎的稿費，按照現在匯率的折算等同于一輩子賺了十萬人民幣。莫泊桑更慘，寫《羊脂球》時沒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自費出版三百本書。賣了四年才賣完。巴爾扎克餓的過不下去時就到朋友的家里去過幾天，用奶酪、沙丁魚放在一起搗碎呈糊狀跟面包一起吃。

    至于為什么19世紀某些文人生活這么瀟灑，畢竟寫書只是文人們的兼職。雨果在寫書時已經是法蘭西議會的議員，波德萊爾在第二共和國時甚至擔任過部長職位，對于有錢有權又有才華的作家來講，寫書只是業余的興趣愛好而已。

    福樓拜繼承了他爹的一筆遺產，活著就是為了寫作，而且有足夠的時間精雕細琢，所以福樓拜既是大作家又是文體家。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全職作家的日子依舊不好過。海明威在巴黎時常常買不起書，只能靠租書來賭。租了一間閣樓，洗澡的地方都沒，只能放下桌椅床這些家具。當吃不起飯時直接跑咖啡館里喝咖啡，甚至總結出肚子餓了之后看塞尚的畫特別有感覺。

    作為《洛麗塔》的作者，納博科夫在五十多歲時終于迎到這本書的暢銷，可以不用工作了。之前他在康奈爾教課，不算如意，一開始還兼教過網球。因為他離不開老婆薇拉，康奈爾大學的學生還嘲諷雇他還不如雇他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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