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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北方人都是光說不練。

    好多人都是嘴上說特兇，說咱沖上去干什么事兒，天花亂墜的，但心里卻想算了，我得在最后一個。

    所以北方人永遠是說了等于白說，沒有實際行動。

    九十年代的時候有個笑話就是針對北方人這一特征的。

    說有幾個北方人和一個南方人同桌吃飯。

    北方人其中有一個說，最近有個什么樣的好機會能掙錢。

    在座的北方人都說好，回應都是“你只要挑頭，我們就跟著。”

    唯有南方人只默默賠笑聽著，不做任何評價。

    結果所有北方人，包括最先提起的那位，都沒什么實際行動，就當沒這回事兒了。

    反倒只有南方人真的嘗試了一下，后來還真就掙著錢了。

    最逗的是，當南方人出錢請客，在酒席上感謝那個給他出主意的北方人的時候。

    此人不但出乎意料的驚奇，而且還因此落了不少埋怨。

    其他的北方人居然一起責怪他。

    “哎呦，有這么好的事兒，你怎么光告訴他了，沒跟我們說啊？”

    瞧瞧吧，這顯然以一種揭瘡疤的方式把北方人的小丑形象曝光于天下。

    不過話說回來了，這種現象雖然普遍存在，卻不能簡單的得出南方人就精明務實，北方人就愚蠢虛偽的結論。

    因為這種現象脫離不開特定的客觀環境，這個笑話的立場也就有失公允。

    雖然很可能這件事是真實的，但要真的站在雙方不同的角度來分析看待，也許就是另一回事了。

    別的不說，先得重申下時代特殊性，這是九十年代啊。

    這個時代有什么特點呢？

    鐵飯碗還在，而且北方人大多數都很享受這種穩定的生活方式。

    南方人卻不是這樣的，他們最先走出家鄉，選擇外出做生意的人比北方多得多。

    另外還得多注意一個細節，笑話里，這一席人大多數可都是北方人，只有一個南方人。

    為什么會這樣？

    是不是最大的可能性，這飯局是北方的城市擺的。

    那南方人異地求存，才請客來巴結一些人？

    那要拿兩個不同生活處境，不同職業的群體，甚至不同價值觀念的人，來做這樣的比較，是不是一種不公平呢？

    比方說完全可以想象一下，像這樣一個能干不能說的南方人，在國營單位能混得開嗎？

    反過來幾個北方人，是不是那種壓根缺乏經濟意識的人呢？骨子里就沒怎么看重經商的人呢？

    這么一想，或許也就解釋了建國之后很長一段時間，為什么北方官僚多，南方商人多。

    所以這本質上，還是一個“夏蟲不可語冰”的問題。

    不同的生存環境和要求造就了不同人的生活準則和生活能力。

    說白了，別看同樣都是烏龜，但海龜非要嘲笑陸龜不會游泳，其實沒什么意義。

    至于對寧衛民個人來說，他既然是個有幸得到了超越時代見識，能夠俯覽人生和時間的人。那么通過身邊發生的事兒，看待這個問題也就越來越清晰。

    他就發現自己的身邊處處充斥著這個道理的現實例子。

    最直接的，像皮爾卡頓投資團的這些高管們，就真沒幾個人能記得幫他兌換日元的。

    別看喝酒時，都答應得痛快著呢。

    可除了齊彥軍出于好面子，很講義氣以官價給他送來一百二十萬日元。

    沙經理大概是出于不肯放過任何機會的市儈，也以黑市價試探性給他送來三百八十五萬日元之外。

    再無旁人記得這個茬兒了。

    他呢，也沒食言而肥，除了表示感謝，一概收下。

    私下里，也的確把預計日元會大幅升值的判斷告訴了齊彥軍和沙經理。

    勸他們哪怕在國內用不著日元，也盡量把手里的錢多換點日元才劃算。

    但也就這樣了。

    無論他們愿不愿意相信，相信后又能照做多少，那都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了。

    而那些大部分人都在忙著花錢享受的其他投資團成員，甚至就連怎么消費，怎么處理個人財富，也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照樣能反應出每個人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學識眼界。

    比方說買汽車這件事。

    出身是工農兵大學生的趙大慶就訂了一輛桑塔納。

    小顧則要買日本的藍鳥，這跟他年輕，喜歡日本電器，不無關系。

    還有人是皮爾卡頓公司的忠粉，就相信法國貨，想盡辦法也要買輛法國車。

    無論地平線、雪鐵龍都行。

    此人還喜歡存法郎，公司發下來的外匯券，他基本都兌換成法郎了。

    哪知法蘭西這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不大爭氣，法郎基本上是年年走低。

    倒還不如不搗這亂，打一開始就存外匯券劃算呢。

    還有個人他不想買車，只想要出國留學繼續深造。

    要不是因為擔保的問題，被拒簽了兩次，他早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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