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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2月12日，集郵總公司在工人體育場進行的鼠年生肖票的銷售活動，最終以懸之又懸的方式落下帷幕。

    當天因為秩序持續惡化，集郵總公司的負責人，不得不在下午求助公安部門，調派來上百名民警幫助維持治安。

    但即使這樣，銷售速度也大大高于他的預期。

    原先打算用兩三個星期天銷售掉的四萬六千版郵票，在當天下午五點時已經所剩無幾。

    甚至其余之數，都不足以滿足其余幾百名沒有買到郵票的顧客所需。

    于是對于這些顧客，大經理就只能下令，讓他們失望而歸了。

    收縮如果還想要買的話，只能以當天付款預定，之后等集郵公司營業不通知去取郵票的方式進行。

    就這樣，大經理算是勉勉強強守住了承諾。

    但實際上，卻是超出計劃外，多銷售了好幾百版。

    為此，他還得專門請示上級，需要從地方城市的營業部抽調部分回來才行。

    不用說，當天的京城地方報紙和專業性的《集郵》雜志，都報道了這人山人海的恢宏景觀。

    不過好在這次，除了再次呼吁郵政部門應該進行更科學的管理和引導，以解決生肖郵票不好買的問題。

    這些紙媒總算還多少給了郵政部門一些面子，報道中多了正面的肯定和理解。

    像《京城晚報》就聲稱，“來工人體育場購買鼠年生肖郵票的人，有工人、解放軍，戴著紅領巾的少先隊員，年輕的中學生，還有頭發花白的老人。京城的集郵愛好者之多之廣，實在讓人始料不及。”

    而《集郵》雜志更關注這一事件代表的劃時代意義，說“我國集郵史上真正大眾化的時代到來了！1983年2月12日工體的郵票銷售現場就是新時代到來的標志！”

    并且還在文中對比了近年來相關實際數據的變化。

    宣稱1980年全國各地集郵協會的注冊會員只有十萬多人.

    而時至今日，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了四百余萬人。

    沒有注冊的集郵愛好者，則從全國幾十萬增加至上千萬人。

    這一天過后，甚至就連某位高官，也被工體的銷售數據給驚動了。

    據說，得知鼠年生肖票的一天售罄，賣出了近三十萬元。加上其他的滯銷郵票，工人體育場的單日營業額已經突破三十三萬元的時候。

    這位大人不禁當場驚呼，“難道賣郵票已經成批發了嗎？過去的集郵者買個雙聯張和四方聯就已經不錯了，怎么現在的人都是整版整版的買了？”

    緊跟著幾天后郵電部就為此做出決策。

    宣布為緩解首都人民購買新郵排隊難的問題，集郵總公司將在京開設新郵預定業務。

    并會定期會舉辦郵展，且在每周日于人民文化宮門口開設郵票交換集市。

    毋庸置疑，這件事兒動靜鬧得如此之大。

    寧衛民以及他的那些投機伙伴們那一定是收獲匪淺的。

    就這幫黑了心的兔崽子，居然動用汽車去做郵品交易。

    他們帶去的十萬塊，一天就花了八萬多塊，足足吸納了八千余版啊。

    這也就是說，到此為止，屬于他們一伙兒人的公共籌碼已經高達兩萬四千版。

    他們手里可動用資金還有六萬元。

    如果算上寧衛民自己的私下里從滬海和花城打飛機抓來的一萬五千版。

    他們實質上所控制的籌碼，已經將近鼠年生肖票發行總量的百分之十五。

    這樣的話，如果再刨除沉淀在真正收藏者手里的百分之五十，和那些郵票販子的跟風籌碼，以及意外消耗掉的一部分。

    等于他們已經擁有了實際流通盤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這個籌碼比例，就是放在股市里，也已經足以翻云覆雨了，就別說攪動京城這么個區域性市場了。

    毫無疑問，他們實現了相對的絕對控盤。

    尤其寧衛民又非常清楚的知道，與股票相較，郵票炒作還有一個明顯的優勢。

    那就是炒郵票主觀性更強，規范性更弱。

    很容易就能煽動起人們跟風的情緒，大可以十幾倍，幾十倍的漲，漲到天上也沒人管。

    而且做對倒交易，也根本就沒有交易費這一說。

    所以至此完全可以說，該鋪墊的已經鋪墊的差不多。

    剩下的就差瞅準了時機，造勢拉高了。

    然而這樣的好時機，根本就沒讓寧衛民他們多等。

    從工體結束后的三天起，還沒到元宵節呢，鼠年生肖票就因為貨源緊缺，自主性開始迅速攀升。

    也就一周左右，“老鼠”單枚的價格從一毛飆升到了一毛二。

    與國家發行價比，這就有了將近百分之五十的利潤空間了。

    而“老鼠”的四方聯變成五毛了，整版票的價錢直接高達十二元。

    這就是說，寧衛民他們集體浮盈四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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