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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畢竟是一個難得的人杰，雖然沒有辦法徹底改變世家大族充當墻頭草的現狀，但還是采取了一些制約的措施。

    赤璧之戰后，劉備占有了荊州大部分郡縣；孫權的實力也日益壯大；三國鼎立局面己基本形成。曹操要實現統一天下的理想，來自世家大族的阻力非常之大。

    于是，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以迫切的心情，寫了第一道《求賢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曹操的希望有更多的“賢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

    曹操如此一來，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門第觀念，羅致地主階級中下層人物，抑制豪強，加強集權，為取代漢室做好準備。

    招安劉雄鳴，也是曹操推行《求賢令》的一個樣板，這才有了關中以鐘繇為首的五大世家，不擇手段也要給家族子弟爭取獲得一個官位。

    因為官位難得，世家大族就有了危機感，尤其是割據一方的軍閥心存忌憚，更是害怕失去手中的權利。

    韓遂等人毅然舉事，也與北方世家大族的推波助瀾有關，韓遂害怕自己的權益得不到保證，做了出頭鳥。

    韓遂這次起兵舉事，雖然得到了一些世家大族的默認和暗中縱容，但注定還是不能成事！除了西涼大小軍閥各懷心思，西涼聯軍的領導權也是一個短板。

    首先，韓遂這個都督，就當仁不讓地成為了最后的決策人，所以馬謖就算能夠定計，馬超的軍隊也能夠依計行事，但難以讓韓遂等人服從安排。

    就算通過爭論，大家達成了一致意見，肯定相互難以做到配合無間，雖然韓遂給了馬超一個副都督的名分，但馬超也不能節制其他人的軍隊，馬謖在馬超軍中，就沒有了用武之地。

    因此，馬謖才想到利用劉雄鳴招兵買馬的機會，混入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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