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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讓新收復的復州、金州和旅順口等地，擺脫登萊巡撫的節(jié)制，甚至擺脫薊遼總督的節(jié)制，然后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直接聽命于崇禎皇帝，或者直接隸屬兵部指揮的軍事防區(qū)，這樣的事情，若是楊振提出來，那肯定是不合適的。

    崇禎皇帝一旦不同意，楊振在遼東半島南端的布局，就將立刻陷入困局。

    因為他一旦自己當面向崇禎皇帝提出來了，那他與薊遼總督洪承疇，或者登萊巡撫徐人龍的關(guān)系，可就無法挽回了。

    但是，這個事情若是由張若麟，或者陳新甲這樣的人物提出來，卻又顯得十分順利成章。

    就算崇禎皇帝最后不同意，洪承疇和徐人龍兩個肯定不能因此而怪罪楊振，至少在明面上他們不能因此而歸罪楊振。

    這樣一來，即使此事不成，楊振與未來的上官洪承疇和徐人龍之間，也不至于沒有了轉(zhuǎn)圜的余地。

    這一路上，楊振換著法兒地向兵部職方司郎中張若麟兜售自己的想法，并且反復地向他灌輸起減少朝廷兵部與楊振本人之間指揮層級的好處。

    “張大人熟知兵法謀略，加上身在廟堂之上，一向站得高看得遠，不會不知遼南之地正位于東虜腹心之下，如今雖然被我拿下，可戰(zhàn)局瞬息萬變，若前線有警訊，我部先渡海赴登萊，或者渡海赴寧遠，然后從寧遠或者登萊，再呈報警訊至京師，一來一回，正不知耽誤了多少功夫！”

    楊振在張若麟的面前，倒也并不遮遮掩掩，而是十分坦誠。

    事實上，他所說的每一樁，都是實實在在的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上上下下之間的各種相互制約造成的內(nèi)耗就太嚴重了。

    在國泰民安的時候，文武之間上下左右的制約制衡，當然是十分必要的，可是到了戰(zhàn)爭年代，再這么制約制衡下去，什么事情也不用干了。

    楊振說完了這些話，便去看張若麟，他見張若麟若有所思地不住點頭，看起來對他的話十分認可，方才又接著說道：

    “最緊要的是，遼南軍情轉(zhuǎn)手寧遠之后，或者轉(zhuǎn)手登萊之后，就算送達了京師，還要經(jīng)過通政司，經(jīng)過司禮監(jiān)，甚至是圣上之手，再轉(zhuǎn)發(fā)到陳本兵、張大人的手中，爾后由兵部諸公商討對策，最后再呈送入宮請旨。大人你想，經(jīng)過了這么幾個來回下來，等到朝廷有了旨意，遼南形勢恐怕早已經(jīng)事過境遷了啊！”

    說到這里，楊振見張若麟勒馬止步，面色凝重，于是又加了一把勁兒：“當年東江，何以敗亡？張大人身為職方郎中，乃是圣上與陳本兵身邊倚重的智囊，豈能不知？既知，又豈能不知會圣上？”

    “這個，先前本官對此，倒是不覺得什么，但是經(jīng)漢卿你這么一說，方才曉得此事竟然緊要至此。遼南收復之后，東虜必不會坐視不理，從此關(guān)寧松錦或可稍稍輕松，而金復旅順，則頓成東虜腹心之患。”

    張若麟喜好談論軍事，雖然多是紙上談兵，可是也并非完完全全的草包，至少在兵法謀略上面，還有一定的理論造詣，要不然的話，怎么可能成為陳新甲背后的謀主，怎么可能忽悠得了多疑的崇禎皇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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