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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桓始終不認為大宋的國力有任何問題，時至今日，大宋的國帑的收入增速已經超過了趙桓的預期，年歲萬萬緡。

    這可不是四舍五入等于一個億，而是真的一年收入一億緡，在大宋銀兩不足的情況下，一兩銀子大約相當于一緡。

    作為商貿最為繁盛的封建時代，這樣的稅收，絕對不會發生先帝創業未半，而花光預算的窘境。

    他始終認為北宋的滅亡，是偶然之中的必然。

    而這份必然，絕大多數都要落在黨爭之上。

    沒有任何朝代、任何制度可以千秋萬代，一成不變，秦萬世的宏圖偉業，二世而亡。

    而大宋朝政之中最大的問題，壓根就不是什么三冗兩積，就是出在了革故鼎新和祖宗之法的黨爭之上。

    元祐、元豐黨人之爭端，就是趙匡胤和趙光義執政理念之爭。

    而鄭望之提出的收養趙伯琮的根由，若是趙桓理會，就會再次在朝堂上掀起黨爭之禍。

    這個口子不能開，趙桓選擇冷處理，比李綱說的【指斥乘輿】為罪名罷黜鄭望之，要高明一些。

    高明就高明在，趙桓的目光并沒有停留在大宋以及之前，他的目光看在了整個歷史長河之上，他知道南宋有一個人，就是因為【指斥乘輿】而死。

    死于指斥乘輿之名的恰好就是現在趙桓手中的第一大將，岳飛。

    而岳飛死后，給南宋朝廷帶來了最為恐怖的影響，并非軍事上的疲軟。

    岳飛死后，大宋并非后繼無人，億兆人口之中，出幾個英武之人，那再簡單不過，虞允文的力挽狂瀾、辛棄疾萬夫難擋、王堅堅如磐石等等不可勝數。

    泱泱中華，代代有人杰，歲歲有猛士。

    并不會因為岳飛一人之死，整個國朝無以為繼的局面。

    岳飛的死，對南宋朝堂的最大的影響，就是岳飛死于【詔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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