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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兇器是田琦隨手從附近的體育用品柜臺中抄來的一根棒球棒，當時后面還有正在追趕并大聲呼喊的售貨員。看見田琦行兇的這一幕，售貨員便嚇得沒有敢靠近。

    田琦不止打了被害人一棒，被害人倒下后，他還用球棒反復敲砸其頭部與身體，手段異常殘忍，最后的場面也是慘不忍睹。就連趕來的商場保安都被嚇傻了，覺得手腳發軟。

    根據商場的監控錄像顯示，攻擊時間大約持續了九十秒，被害人應已當場死亡。然后田琦扔掉球棒，用腳反復跺被害人的尸體，就像要踩平地上的什么東西。他跺了大概五十秒左右，全身幾乎都跺遍了，然后才若無其事的轉身離開，嘴里還在嘀咕著什么，被趕到現場的警察制伏并逮捕。

    案件發生的過程非常短，警察來得其實也很快，這家商場內就有派出所設的治安值班室。警察是用電擊棒將田琦擊倒并制伏的，當時田琦手中已沒有兇器，處于一種精神恍惚狀態。

    在審訊過程中，辦案民警就發現了田琦的精神異常。在回答為什么要殺人時，田琦自稱：“我看見那個家伙全身都不舒服，他不應該從這個世界里冒出來，我必須要把他打下去、踩平才行。”

    這哪里是殺人啊，簡直就像在游戲廳里玩打地鼠游戲。經過調查，田琦跟被害人張某也毫無關系，以前根本就不認識。

    看到這里，丁齊做了幾個深呼吸，暫時平復一下情緒。從專業的角度，他必須要保持冷靜客觀的態度。材料上介紹了嫌疑人從小到大的三個案例，沒有介紹的情況不知還有多少，丁齊首先做出的判斷是反社會型人格障礙。

    反社會型人格的特征，通常是指行為不符合社會規范，無視法紀，不僅極端自私且冷酷無情。但在司法實踐中，它通常并不是免除刑事責任的理由。

    “精神病人不負刑事責任”這種說法，其實是一種誤解。我國刑法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造成的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

    也就是說鑒定人不僅要鑒定嫌疑人是否“有病”，更重要的是鑒定他做出危害行為時，能否辨認或控制自己的行為，重點在于“事發時的狀態”。

    反社會人格，在醫學角度可能是一種精神障礙，但當事人通常是具備行為辨識或控制能力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司法上不能免責。至少在刺傷老師這個案子上，田琦目標明確、思維邏輯的內在關系清楚，情緒、動機、行為有高度的一致性。

    田琦當年能逃脫刑事處罰，只是因為年紀尚不滿十四歲。但是在他十六歲那年發生的第二個案子，進行了精神鑒定并得出了結論，再加上尚未年滿十八歲，所以仍然逃脫了刑事處罰，只是接受了強制治療。

    后來他還能順利出院，像正常人那樣活動，看來父母是花了大代價的，包括治療和診斷方面，也包括對被害人的民事責任賠償方面。至于剛剛發生的這個案子，初步推斷，有可能是精神分裂癥狂躁發作，也有可能是妄想性障礙。

    具體怎么回事，要拿到詳細卷宗進行分析，并對嫌疑人進行實際問訊、測試后才能得出結論。須知這與刑事審訊中遵循的“無罪推定”的原則不同，精神病司法鑒定遵循的是“無病推定”，首先并不將嫌疑人看做精神病人。

    這份簡單的材料，是劉豐讓丁齊提前熟悉情況用的。導師當然不會給他太難的案子，而且他只是三位鑒定專家中做陪襯的一位，這只是讓他去積累資歷。

    嫌疑人有既往精神病史，案發時的行為又非常典型地符合精神病性特征，這個鑒定從專業角度看并不復雜，但丁齊合上卷宗后卻深深嘆了一口氣，心情難免沉重。

    理論上講，鑒定人的職責就是鑒定嫌疑人在案發時的行為能力，還有案發后的受審能力與服刑能力等。他們并不是法官，只是給法庭提供專業鑒定材料，說明嫌疑人在特定時段的精神狀態，不應帶個人感情甚至是某些道德責任色彩，這是專業要求。

    司法鑒定只是法庭證據之一，至于怎么采用這些證據，如何考慮社會影響、減少社會危害，從而做出最恰當的判斷，那是法官的責任。但大多數時候的實際情況，法官就會直接采用鑒定結果進行判決，讓鑒定人感受到他們不僅是在鑒定，同時也是在裁決。

    雖然專業性要求鑒定者不能有個人感**彩，但丁齊也是個活生生的人，他也有自己的世界觀和個人情感。在他看來，如今的法庭引用鑒定結論時，主要都強調責任能力，在判決與執行實踐中，卻對另一項更重要的鑒定，也就是社會危害性鑒定的結果不太重視。

    丁齊感到心情復雜的原因，也與田琦的父親有關。此人名叫田相龍，材料中雖然沒有介紹田相龍的具體背景，只提到了名字，丁齊也不認識他，但是早就聽說過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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