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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機械集團。

    “宋董，我找了幾個業內的專家進行過討論，討論的結果并不樂觀。專家們普遍認為，富康農機的履帶自走旋耕機，更有可能獲得專家團的認可。”

    “憑什么？咱們的水稻收割機，哪點不如富康的那個履帶旋耕機？咱們這可是填補了國內的空白的產品！”宋承德一臉不服氣的問。

    “耕種機械本來就比收割機械有優勢。富康的履帶旋耕機也是填補了國內空白，關鍵是履帶旋耕機是自主研發的新產品,    而我們的水稻收割機是仿制了久保田的水稻收割機。”

    對方話音頓了頓，接著說道：“水稻收割機這款產品，日本已經做了很多年，花錢是可以買到的，但履帶旋耕機這款產品，其他國家并沒有做過。從這方面而言，履帶旋耕機更有優勢！”

    中國的農業生產中,    耕種環節一直都比收獲環節更加重要。這一點很直觀的體現在了農業生產工具的發展過程中。

    古代的中國，作為耕種工具的犁,    是改進次數最多的一種農具，至于其他農具的重要程度，重要程度遠不如犁。

    進入到農機時代也是如此，中國農民對于耕種農機的需求，遠遠大于收割農機的需求。我們常說的“精耕細作”，也指的是農業上認真細致的耕作，沒提收割什么事。

    在農民伯伯的眼中，美國式粗曠的農業機械化，動輒損失一兩成的作物，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對于中國的農民而言,    哪怕是第一輪收割結束了，也得去麥田里再撿一遍麥穗。

    至于德國和日本那種精細化的收割農機，在中國農民的眼中,    也不如人的雙手好用。

    農業生產當中，排除掉天災人禍等不確定因素，耕種決定了農業產量的下限，而收獲則決定了農業產量的上限。

    收獲的過程中，盡可能減少果實的損失,    自然可以提高產量，但這塊地里能長多少斤糧食，可不是收獲能夠決定的，得看耕種。

    一塊地里長出了五百斤糧食，哪怕在收獲過程中，一點兒的損耗都沒有，也就頂多收獲五百斤。

    而若是耕種的時候用些心，讓這塊地長出了六百斤糧食，即便收獲的時候損失個10%，也還有540斤糧食的收成。

    因此耕種類的農機要比收獲類的農機更受重視，無論是農業專家還是農民，在投票的時候，肯定會更偏向于更種類的農機。

    更何況富康農機所推出的履帶式旋耕機，是該領域從未出現過的新產品，而這種小型履帶式農機，也足以引領一場農機革命。

    與之相比，大洋機械仿制的水稻收割機雖然很好,    但市面上早已經有了同類型產品，日本農機企業的水稻收割機技術十分的成熟,    雖然價格貴一些，但只要花錢還是能買得到的。

    一個是成熟產品的仿制品，另一個則是可以引領農機革命的新產品，二選一并不困難。

    這就好比是在2007年，三星已經做出了不遜色于諾基亞的功能手機，而蘋果則推出了第一款智能手機，如果你是投資者，你會選哪個？

    所以真到了專家投票的階段，富康農機的履帶式旋耕機，肯定比大洋機械的水稻收割機更有優勢。

    對于這個結論，宋承德也有些無可奈何。他眉頭微微一皺：“這么說來，咱們還真的從那七位專家方面下手啊，只要七位專家肯投票給咱們，不，是少數服從多數，只要有四位專家投給咱們，那咱們就贏了！”

    “關鍵是咱們現在連專家組里面有誰都不知道！”一名手下開口說道。

    “這方面我會去打聽！”宋承德沉吟片刻后，接著說道：“去聯系一家公關公司，這種專業公關的事情，還得交給專業人士去做。”

    ……

    以宋承德在行業內的人脈關系，很容易便查到了專家組的七位成員，然后他請來了專業的公關公司，讓他們制定公關方案。

    公關公司很快將這七位專家的背景情況調查清楚。

    會議室的照片墻上，貼著七位專家的照片。

    公關公司的項目經理指著第一張照片，開口介紹道：“這位是東北農業大學的蔣博元教授，他是研究脫粒機的，近幾年主要研究方向正是農作物的割前脫粒系統。

    蔣教授的研究課題，跟貴公司的水稻收割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所以他投給水稻收割機的可能性是七位專家中最大的。

    我想貴公司只需要邀請蔣教授，對貴公司生產的水稻收割機進行一些改進，順便支付給他一些勞務費，拿下這一票就不是問題?！?

    宋承德點了點頭：“好，我馬上去做?！?

    公關公司的項目經理又指向了第二張照片：“馬海濤教授，湘南農業大學教授，這是你們本省的專家，我想貴公司應該不陌生吧？”

    宋承德點了點頭：“我們曾經也贊助過馬教授的科研項目，不過那是在五六年前的事情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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