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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資是一個好東西，但如果作為本國資本的補充，是很好的，可以帶來新技術，新的管理方式和思想，可如果外資成為統治級資本，那就大大不利了，會造成大量利潤外流，本國淪為殖民地經濟，持續失血。小國自不用說，連俄國這樣的大國，在19世紀末期，在大量外部投資下，經濟飛速發展，可經濟危機爆發后，外資大量抽離，導致俄國爆發了革命。

    伊斯梅爾現在已經執政了十年之久，他所能進行的改革基本都進行了，甚至建立了埃及議會。

    可距離他理想的狀態，相距甚遠，不同的文化和歷史背景，導致了各種問題。大量的外債和外資，已經嚴重壓制了埃及本國資本的積累。

    但想要改變，已經為時已晚，因為伊斯梅爾發現，埃及根本無力抵抗。欠了英法和中國三億多英鎊債務，歐洲公司的債務有運河收入擔保，英法的債務，卻只能不斷的將礦產等資源抵押出去，甚至連海關現在都被英法和歐洲公司控制。

    由于已經無法從運河收入中直接得到財政收入，所得都被用來償還債務，關稅也基本上被三國拿走，這讓伊斯梅爾即排斥歐洲公司，又排斥英法，經濟困難，加上數代君主的現代化改革，埃及新生的民族主義者排外情緒高漲。

    要求收回運河，收回海關，收回鐵路，收回礦產。這時候伊斯梅爾反而害怕了，收回這些東西他也想啊，可真這么干了，估計埃及就完蛋了。落后國家的尷尬就在于此，不發展，死路一條，發展了，矛盾激化。除非咬牙一口氣沖上先進國家陣營，一個停頓，就是萬劫不復。要么是因為發展，點燃了矛盾，社會崩潰，陷入長期的暴動和混亂之中，非洲大多數國家和阿拉柏國家后來就落入這樣的困境。要么是停頓之后，再也積攢不起力量，陷入了長期停滯之中，阿根廷、菲律賓等南美和東南亞國家就是這樣，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上不下。

    由于伊斯梅爾不敢跟世界三大列強同時叫板，反倒是讓他改革中培養出來的民族精英，開始對他不滿，將埃及的貧弱歸因于伊斯梅爾的軟弱上來。

    大革命的思想是一把雙刃劍，激發出來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是改革的動力，同時過于強烈的民族情緒和愛國情緒，卻失去了理性，傷人傷己。

    伊斯梅爾這幾年只能不斷的壓制民族運動，對民族主義情緒開始憂慮不已，同時采取加強宗教信仰的方式，希望通過共同的回教精神，團結所有民族。

    這種情況，直到德法開戰之后，終于得到了改觀。就好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國民族工業得到了一個巨大的發展機會一樣，德法戰爭爆發之后，英法商品無力繼續傾銷埃及市場，英法資本也無力繼續入侵埃及，甚至開始從埃及撤退，廉價變賣了大量資產。

    于是一直茍延殘喘的埃及紡織工業得到了喘息之機，不但完全獨占了一個過去被英法壟斷，開辟出來的市場，甚至由于英法陷入戰爭之中，埃及產品都可以出口歐洲。諸如基于埃及棉花的紡紗、紡織工業，加工埃及小麥的面粉加工業，開始蓬勃發展。

    這其實也不僅僅是埃及獨有的機會，沒有參戰的國家，都能享用這個歐洲資本和商品退出，留下的市場空間。只是埃及近水樓臺，加上有一定基礎，發展的格外快速。戰爭打了一年，埃及迅速成為世界上排名靠前的機器進口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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