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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多數富農，還是靠自己的辛勤勞動致富，他們把更多的力氣用到了土地上，他們翻土更勤快，他們施肥更合理，他們平時除草、澆水也更積極。

    但越是老實巴交把力氣用到土地里的人，就越是不夠圓滑。過去管理農村的長老們，他們更善于人情交際。于是他們告訴那些迅速淪入致貧的農民，說富農之所以富，是因為他們家分的地更肥沃，這是不公平的。好土地應該輪流分給各家，他們主張要按照村社習慣法，重新分配富農家的土地。

    富農畢竟是少數，哪里斗的過那些被險惡的長老鼓動起來的，窮極了的酒鬼、賭徒。

    于是斯佩蘭斯基發現了一個現象，大量村社在分了私有土地后，反而重新回歸到重新分配土地的老路子上。

    斯佩蘭斯基不知道的是，他遇到了一個跟他的后備斯托雷平同樣的境遇，斯托雷平在日俄戰爭后推行私有化，也遇到了這種情況，村社反對私有化，暴力抵制，斯托雷平就不斷的絞死挑唆者，絞刑架插滿了俄國的土地，絞索被稱作斯托雷平的領帶。

    斯佩蘭斯基感到了恐懼，此時他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放棄改革，任由這些過去依附于貴族的長老們繼續控制農村，讓他們繼續欺騙愚弄農民，讓農民從過去的被貴族壓迫，變成被長老壓迫的時代。

    他想到了中國皇帝在農村推行的政策，一方面嚴厲保甲制，把農民當作潛在威脅，依靠鄉村地主、豪族充當保長來維系統治。讓土地集中在這些鄉村權貴手中，讓農民越來越變得赤貧。

    斯佩蘭斯基比中國皇帝更勇敢，他向這些鄉村舊勢力說不。他決定支持那些富農，那些主要依靠勤勞比別人創造了更多財富的人。所以法庭宣判重新收回富農土地違法，村社無權重新分配土地。土地都是私有產權，利用受到保護。

    大量富農拿回了自己的土地，但他們在村社中處處受到排擠，被人歧視，說他們沒有道德，沒有同情心，貪婪，自私，只想著自己占好處，不想著大伙，這些人在村社中被孤立，有的甚至開始放棄村社中的生活，進城謀生。也有一些富農屈服了，放棄了土地的所有權，允許其他農民重新分配土地，他們自發性的回到了農奴制時代。

    這些情況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斯佩蘭斯基無可奈何，他不可能給每個人都選擇道路。他此時很害怕，他不是怕死，他年紀已經不小了，死已經不再是一件值得畏懼的事情，他害怕的是他一死，這些政策恐怕就廢棄了。

    他想到了跟中國皇帝無數次討論過農奴制改革的問題，中國的農奴制改革，恐怕得推及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廢除了公有的井田，土地開始私有化。

    書中記錄不夠詳細，但也有所記述，變法的時候，商鞅殺了很多人，那些人恐怕也就是現如今的長老所代表的反對者吧。

    商鞅后來也死了，死得很慘，但他的改革成功了。斯佩蘭斯基覺得，他將來恐怕也會不得好死，他得罪了太多人，得罪了權貴階層，現在連長老都得罪了，也間接的得罪了絕大多數對私有化還不習慣的普通農民。

    他選擇迎難而上挑戰舊秩序，但他需要找對方法。他想到了中國皇帝的分析，皇帝認為，商鞅變法能夠成功，不僅僅是順應時代潮流，增強了國力。所有的改革，都是順應潮流的，都是為了增強國力，很多改革期間確實積累了強大的國力，但最后都失敗了。原因并不是改革的初衷夠不夠好，改革的方式平和或者激進，而是改革后有沒有形成一個既得利益集團。

    這是很黑暗的，良好的改革愿望，到最后竟然還是需要利益階層來維護。理想主義者的道路，需要現實主義者走下去。真是諷刺！

    可這就是現實，商鞅變法培養起了一個軍功授爵的新權貴階層，舊的王室公卿不再是一個壟斷的統治階層，被新的官僚集團取代，官僚集團統治自耕農的模式，取代了權貴統治農奴的模式。最后能否成功，決定的不是自耕農的意愿，也不是農奴的意愿，而是官僚集團是否能壓制住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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