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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閣體藝術(shù)生命力再弱，但還有著一段相對完整的傳承脈絡(luò)。可是初唐上官體真的是除了上官儀之外，基本上就算是斷代了，但也足夠讓上官儀成為一時詩壇之冠。

    李潼不是沒有長遠算計，但問題是需要先熬過眼前，日后才有機會不斷的突破自我，引領(lǐng)大唐詩歌走向真正的盛世。

    所以眼下抄臺閣體，雖然是有些人行邪道、不學(xué)好的意思，但卻完美契合李潼的個人需求。

    臺閣體有一個相當重要的特色，那就是凡創(chuàng)作者都是三楊那樣的臺閣重臣，他們位極人臣，是真真正正有著沐浴皇恩的感受，因此他們的詩歌之中許多在旁人看來稍顯肉麻的拍馬屁，正好就是他們自身的切實感受。

    試問，什么樣的拍馬屁，能夠高明得過我自己信以為真，連我自己都麻痹了？

    后世臺閣體消亡，除了本身藝術(shù)格調(diào)不高，也在于明代三楊時期那種君臣上下和諧的關(guān)系一去不存，自然也就沒有那種深沐皇恩的切實感受、歌而詠之。

    當然，臺閣體雖然諸多好，但有一點不好那就是實在太冷僻，使文抄的難度直線上升。

    不過講到這個問題，李潼真是要不乏自豪的說上一句：“不好意思，當年為了混文憑，選的就是這個課題！這些詩雖然生僻，但當年好歹也分析了一點七葷八素?！?

    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學(xué)養(yǎng)基礎(chǔ)，李潼才有信心編寫《萬象》大曲這樣的曲辭題材。全唐詩雖然名篇諸多，但都風(fēng)格強烈，感情豐富，藝術(shù)造詣雖然高，但還真不怎么適合拿來當四平八穩(wěn)的面子工程曲辭去用。

    臺閣體詩歌，題材、內(nèi)容和意趣高度趨同，如此帶來一個后果，那就是如果不看詩題，你甚至都分辨不出這百十首詩究竟寫的是不是一件事。而且，應(yīng)制詩通常需要定題、定韻，幾首、十幾首詩同韻而作那都是正常事。

    面對這樣一片沃土，李潼真是沒有客氣的道理，自然是揮毫如飛、文不加點、倚馬千言。

    要制定一部大曲，哪一項工作最難？

    要判斷這當中難易程度，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標準，那就是看這些從業(yè)者們各自社會地位如何。禮樂雖是國體莊重之事，但是當中樂工、音聲、歌舞、器樂等等，絕大多數(shù)都屬賤籍，甚至不能與籍外良家通婚。

    但是這當中也有例外，那就是隸屬于太常即司禮寺的協(xié)律郎。

    古代能夠被稱為“郎”的官職，幾乎都不簡單，協(xié)律郎自然也不例外。雖然僅僅只是隸屬太常的八品官職，但卻是士人蒙蔭、科舉守選等解褐所任之官，是仕途的一個重要起點。

    所謂解褐，就是脫下身上短褐布衣、換上官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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