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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佳佳尚在適應，許非帶她練手。《秋菊打官司》早被各路專家分析八百遍，沒啥意思，他想問點別的。

    “有些人說您只會拍鄉土戲，您自己怎么看？”

    “呃……”

    張國師露出一口大牙，沒想到第一個問題就這么犀利。

    “我沒有刻意的去拍鄉土戲，只是這幾本原著背景都在鄉土社會，剛巧都被我趕上。

    其實我的作品主題一直在變化，《紅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表達的東西絕對是不一樣的。

    以前可能更抽象一點，秋菊我是用紀實片手法來拍，關注一個農村婦女在那樣的生存環境，與現代法治的一些融合與沖突。

    我挺想拍一部好的都市片，可惜沒遇到滿意的劇本。”

    “可有觀眾反應，說某些導演喜歡把中國丑陋的東西給外國人看，以便拿獎。”

    嘖！

    張國師瞬間嚴肅，謹慎道：“首先它不丑陋。就像秋菊，底層的農村婦女，在那樣一個環境中，村長和長輩就是法，就是道理。

    當一個弱者受到侵害，想用法律武器維護尊嚴，自然會產生沖突。

    這種沖突是我們社會的一個真實狀態，怎么能叫丑陋呢？我不拍，它就不存在么？那不是自欺欺人么？”

    “這種改變有緣由么？”

    “對，我拍完大紅燈籠之后，有很多反思，尤其看侯孝賢、楊德昌那些導演的作品。

    我覺得大陸導演，包括我自己，對人的關注始終不夠。秋菊算我給自己補的課，增加對人的關注。”

    “所以您要拍都市戲的話，也會延續這一點？”

    “對對。”

    “那您喜歡商業電影么？”

    “我覺得挺好，電影類型本該多種多樣。當初《代號美洲豹》我就想做成一部商業片，可惜把握的不好。前期籌備就覺得不太行，但資金已經投了，硬著頭皮拍。”

    “您說的把握，是指什么？”

    “呃，對一些商業元素的理解吧。”

    許非點點頭，轉向那邊，問：“鞏小姐，張曼玉比你先拿了歐洲三大的影后，心里有沒有遺憾？”

    嗯？

    鞏麗一愣，你是香港狗仔吧？

    “呃，遺憾肯定有，但我也為她高興，都是中國演員么，都是爭光的事情。”

    “你在香港拍了《秦俑情》、《上海灘賭圣》、《夢醒時分》，覺得在表演上，跟內地有什么區別？”

    “那邊沒有專業學校，大部分靠經驗，表演更隨意一點。不是說不好，只是，只是……”

    鞏麗才27歲，遠非后世的鞏皇，一時嘴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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