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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飛光這話一說，讓夏青覺得愈發哭笑不得，之前對著警方顯得那么有恃無恐，最終卻還是害怕自己沒有成功的計劃會被性格暴躁的陳和發現。

    鄧飛光的態度雖然略顯囂張，這一點來講并不讓人喜歡，但是也有一定的好處，那就是他并沒有刻意去隱瞞過什么，因為吃準了警方現在沒有辦法追究他的刑事責任，所以幾乎可以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來形容，這倒也讓夏青他們收獲了許多的之前從朱學名那里沒有聽說的細節。

    比如說，鄧飛光對于自己幾次三番挑釁朱學名的事實毫不隱瞞，因為在他看來，這種對朱學名的挑釁，其實說白了更是對朱信厚的一種試探，如果朱信厚足夠在意自己的兒子，對他那種不禮貌的言行有所制止，那鄧飛光就打算收斂一下，并且改變一下自己的原本計劃。

    結果朱信厚對于鄧飛光對朱學名的所有挑釁言行，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放任他去欺負自己的親兒子，除非朱學名實在是被激怒的厲害，他才會非常敷衍的開口，把鄧飛光給叫過去繼續喝酒聊天，而且往往攔住鄧飛光的理由也并不是維護自己的兒子，而是告訴鄧飛光不要去理朱學名，回去好好的喝酒。

    這也是鄧飛光后來有恃無恐的攛掇朱信厚的原因，并且按照他自己的講述來看，整個這些過程，兩個人都并沒有刻意的回避朱學名的存在，至多是說的內容太過于直白的話，朱信厚會過去把朱學名的屋門關嚴，僅此而已。

    這也就等于是說，朱學名只要聽到了他們的那些討論，就對兩個人當時的計劃有所了解，可是他卻在幾次的見面當中，對此只字未提。

    鄧飛光還提到，朱信厚對朱學名已經覺得厭煩至極，不止一次在喝酒的時候對鄧飛光訴苦，說自己命苦，居然遇到這樣的一個討債鬼，老婆死了以后，他又不能活活把家里頭的這個廢人給餓死，一天到晚拼命的打工賺錢，一個人又很孤單寂寞，想要找個老伴兒一起知冷知熱的過日子，都覺得很不現實，畢竟誰會愿意找一個帶著這樣一個拖累的人一起生活呢！

    鄧飛光甚至知道胡玉芬的存在，只不過并沒有見過而已，他說朱信厚的確是有那個心思想要跟胡玉芬走下去的，唯一的障礙就是朱學名的存在。

    讓鄧飛光一直到最后也吃不準的事情就在于，為什么明明自己跟朱信厚的溝通一致不錯，但是后來了解了那么多之后，朱信厚卻遲遲沒有下手買保險，拖來拖去，最后他自己真的死于非命了，卻一毛錢的保險賠償都不可能拿到。

    夏青和紀淵和鄧飛光聊過之后，的確也沒有辦法因為之前他的那些所作所為去追究他什么責任，只能提醒他，或者說警告他不要試圖耍小聰明，打擦邊球，鄧飛光只是笑嘻嘻，油腔滑調的應和著，非常的沒有誠意。

    除了這種無奈的局面讓夏青覺得有些不舒服和不甘心之外，其他倒是還算是收獲不小，可以說是雖然有一失，但也有一得。

    “這個鄧飛光啊，一點也不知道收斂，是非觀根本就沒有，這樣下去，就算是這一次僥幸的讓咱們抓不到他的小辮子，以后早晚也還是要出事的。”離開之后，在返回的路上，夏青對紀淵感慨。

    “那就不是我們現在能過問和干涉的事情了。”紀淵也有同感，但他的反應比夏青淡定很多，“這個社會上，有可能以身試法的人其實有很多，但是在他們真的那么做了之前，我們不可能一一提前發現，就算是偶然發現了，也不可能在對方沒有出格之前就浪費人力物力精力去重點關注，盯著對方。”

    夏青明白紀淵說的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不光是他們刑警這邊，其他警種也都面對著同樣的問題，別說是那些還沒有發生的“可能性”，或者是鄧飛光這種沒有造成既成事實，也抓不到實質證據的情況，就算是一些實實在在發生的具體案件，也同樣避免不了紀淵說的那種無奈。

    都不要說一條人命那種大事了，這家丟了電動車，那家丟了一部手機，幾千元甚至上萬元的經濟損失，對于承受這些損失的個人而言，無疑是令人焦急又氣憤的，希望能夠盡快追回損失，但是對于民警而言，卻難以做到。

    在這樣一個警民比例只有千分之十二的局面下，平均到人頭上，不分警種，一個警察幾乎要面對著一千名群眾的訴求，哪怕這一千個人里面有十個人同時出現不同的狀況需要警察處理，工作量也已經相當大了，更不要說幾乎沒有哪個案子是一個警察單槍匹馬就可以解決的，這其中涉及到一個團隊的協作，還有各不同部門的配合，這樣一來，就等于平均一隊人需要面對幾百人的求助。

    再加上各警種平日工作性質不同，案件大小和瑣碎程度都差距很大，往往就會出現報案人不滿于案件的解決程度和速度，執法者又疲于奔命，勞累不堪，雙方各有各的苦衷和不容易，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場上，又注定難以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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