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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挖掘機的阿全，施工過程中遇到大雨，土泥水流到了水溝上，環保局反手就是一張六萬塊的罰單。

    上司叫他過來認這筆賬，阿全說是那邊的施工主任叫他這樣做的。上司淡淡地說，所以你想我打電話給他說是嗎？

    阿全趕緊說不是不是，乖乖接過罰單。別人甩的鍋，含著淚也要背上。

    在工地三傻進便利店時，寧遠注意到一個細節：阿昌在便利店門口，就把剛從工地上穿出來的鞋子脫下，自己踩著襪子進去。

    寧遠相信這是阿昌的善意，但認真想這未嘗不是一種小心翼翼。怕被店員指責，怕別人對做工的人的異樣眼光。

    這樣一句話：這個社會要求他人有尊嚴活著的，幾乎都是收入穩定的人，但一個人只是想活著，謙卑和努力地活著，這難道不值得尊敬？

    工地不讓喝酒，工人就用報紙包起來，裝在塑料瓶里偷偷帶進來。文質彬彬的人力中介給工地主任遞煙——煙盒后面貼著一張票子。

    這部劇讓寧遠想起另一部電影，《大佛普拉斯》。同樣是發生在臺南的故事，底層勞動者的故事。

    《大佛普拉斯》是有錢人的世界是彩色，窮人的世界是黑白的悲劇式黑色幽默。有錢人的人生你看，果然是彩色的。

    而《做工的人》是明亮，喜感，荒誕。一尊佛像，是眾人的寄托，是小姐的救贖，也是騙子的一出把戲。

    一個鱷魚皮包包，讓貴婦可以短暫地興奮，讓檳榔西施日思夜想，也可以讓阿祁他們以為人生就此翻身。

    為什么同一個世界，分配到每個人眼前的，可以是如此不同？它剝落了底層工人身上的悲苦色彩，放出了更加柔和乃至癲狂的光。

    這有時候可能會引起人們的反感，覺得是在淡化底層工人的困境。但是這種矯枉過正未必不是一種收獲。

    正因為強烈的反差，才會讓人注意到工人身上，也有普通人的生活與夢想。而這些生活或許不缺怒與悲，夢想也會落空。但最終，他們仍然是普通人而已，自然也應該與普通人一樣。

    怒過后，悲過后，點燃一支煙，平平淡淡地面對操蛋的生活。

    王晶導演的父親，著名導演王天林曾說過：無人不識韋小寶。作為封筆之作，金庸武俠的巔峰，從第一次影視化開始，《鹿鼎記》就貫穿幾個時代的回憶。

    靈魂人物韋小寶，更是憑借小混混屌絲逆襲，一路升官發財抱得美人歸，成為流行文化中的男性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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