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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國際田聯總該找一個合適的理由吧。“李戴接著說道：”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國際田聯在現有的體育法律中找不到關于高科技裝備對于選手輔助能力的明確限定。”

    “也就是說規則上，我們是有利的。”史蒂文提起了精神，接著說道：“要不然我們就像上次對付美國田協那樣，去找找記者，或者去組織一下抗議者？

    李戴搖了搖頭：“國際田聯是國際性的田徑運動的管理組織，他們的管理者和決策者來自于世界各地，而其中很多人實際上只是為了保障本國運動員的權力，所以才會選擇待在國際田協。這種人的工作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所以他們在決策的時候會非常的保守，他們害怕擔責任，所以哪怕是稍微有一點出問題的可能性，他們都不會去冒險做出決策。”

    “我明白，菲利普是殘疾人，讓他參賽就意味著比賽發生‘改變’，而這正是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僚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史蒂文開口問。

    所謂的改變無非是帶來三種結果，事情的結果變好了，事情的結果變壞了，事情的結果沒有影響。

    對于決策者來說，結果變好自然是要拍手鼓掌的事情；結果最終沒有影響，則意味著所作出的決策是無用功；至于結果變壞的話，那必然是一次失敗的決策。

    站在決策者的角度來講，改變只有三分之一的幾率是好的，無論是做無用功，還是失敗的決策，都是要承擔責任的，所以很多人寧愿“無為而治”，也不愿意大刀闊斧的改革。

    而像國際田聯這種國際機構，改革更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改不好的話，不僅僅是擔責任，而且還會挨全世界的罵，所以在菲利普這件事情上，國際田聯做出了最為保守的決定，他們不愿意去改變自己。

    只聽李戴接著說道：“在參賽規則上，菲利普是沒有問題的，一旦國際田聯真的做出決定，我們可以上訴到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我們十有八九會用，但那會拖延很長的時間，或許是一兩年，或許是三五年。雖然這也可以獲得一些關注，可遠沒有讓菲利普去參加田徑世錦賽來的劃算。”

    “是啊，打官司是最浪費時間的，即便是我們贏了，很可能也會得不償失。”史蒂文點了點頭。

    “去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是萬不得已的下下策。事實上，現在國際田聯所面對的問題是，到底要確保個體運動員的參賽權力，還是保證公平競爭的比賽環境，國際田聯要在這兩者之間做出取舍。法律角度是支持前者的，所以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打消國際田聯對后者的顧慮。”李戴開口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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