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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弼，一個老相公了，要論他為官的功過，還真有點復雜。就像許多事情一樣，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富弼，對內而言，算是一個不錯的好官，昔日文正公范仲淹對他也很看重，有一定的為官能力，也做過不少賢德的事情。

    為人處世非常聰明，在朝中幾乎沒有政敵，幾乎沒有被人真正彈劾過。但這也是缺點，一個人真的面面俱到的時候，并非就是好事，就會顯得這個人過于“中庸”，又中又庸，什么事情都兩不得罪，也就代表什么事情都是一個和事佬。說這是缺點吧，卻又真能讓他在朝堂上長盛不衰。

    這一點，韓琦比起富弼，那是差得遠的，韓琦在歷史上雖然被稱為三朝賢相，但是在神宗皇帝登基之后不久，韓琦就離開了權力中心。

    而富弼，從慶歷三年進入權力中心，在權利中央四十年長盛不衰，雖然在王安石變法的時候致過仕，但是隨后又回來了，活了八十歲。

    富弼當宰相，從來冒尖出頭，哪怕是韓琦這個后來者上位，朝中的事情也多讓韓琦做主，富弼反而不與韓琦去爭。誰上位，富弼都不爭，他反對王安石變法，但是王安石力推變法的時候，富弼也不爭，只求致仕，反對派都指望富弼與王安石爭，富弼就是不出頭，寧愿出去躲一躲。

    所以，富弼，才是真正的朝堂常青樹，從慶歷三年進入權力中心，四十年間一個個相公大佬來來去去，這個唱罷那個登場，而他永遠都在皇帝身邊站著看。

    歐陽修評價富弼不聞其有可罷之罪。

    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到富弼有一點可以拿來批評的問題。

    這樣的人，不服不行。

    但是縱觀歷史，富弼對于外事，這種性格就不免導致他態度難以強硬。

    慶歷二年，遼人找借口在邊境陳兵，搖旗吶喊，嚇唬大宋，要大宋割地。富弼使遼，然后富弼把事情平息了，沒有割地，賠錢了事。

    回來之后，還受到人們夸贊，說富弼一言頂了百萬兵。

    這件事情，有許多當時的時局，比如剛好西夏起兵，西北連戰三年，家國困頓。但是富弼這種處理辦法，真要說起來，比后世滿清都不如，大清至少得打敗仗之后再割地賠款，富弼這里，被人嚇唬了一下，就賠款了。

    而且當時從皇帝到朝臣，還多夸富弼辦得好。

    富弼還對后來的神宗說過一句話，說“愿二十年不言兵事”。這句話乍一聽，好像說得挺好，好像是愛民如子，不愿百姓受戰爭之苦。

    再一想，就知道有些不對勁了。宋又不是天下一統、海內升平朝代，北有強敵遼國，西北有強敵西夏，就算不說這兩個國家，南邊也一天到晚有叛變或者敵襲。二十年不言兵事，這種事情是自己能控制得了的？難道別人打過來，就跟別人去求和？

    人，就是不能安逸。

    這大宋朝，就是太想要安逸，只要能安逸，就是皆大歡喜。

    為了安逸，臉是可以不要的，只要回來能繼續安安逸逸的，啥都好說，不過粉飾一下太平而已，用“阿q”的精神自我安慰一下，妥了，接著喝酒聽曲。

    甘奇大概是看透了這一點，看透了這汴梁城的相公們對于安逸的追求，所以他要打破這些人的安逸。

    朝堂之上，當甘奇反問富弼富相公該如何處理遼人遇襲之事的時候，富相公卻沒有直接正面回答，而是問道“馮知府，你剛才所奏之原委，可都是確鑿之事？”

    馮京看了看他的岳父富弼，答道“目睹之人無數，昨天一個下午，就取了三十多人的供詞，確鑿無誤。”

    富弼點了點頭，慢慢說道“本是一件街邊斗毆的小事，卻因為遼人使節而成了一件大事，依照老夫之見吶，本就是小事，那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動手打人，終究是不對的，打傷了人，自然得負責。那行兇之人，終究是要懲罰一下才是，判一頓板子便是應該。至于遼人這里，挨了打，于情于理，當補償一下，至少湯藥費還是要補償的，再多補償一些受驚的費用。想來得了一筆錢，那遼人便也不會有那么大的怨氣了。如此，輕松把事情處理了去，朝堂之上，每日家國大事都商議不過來，區區小事，何必勞動心神？”

    富弼一番言語，聽得許多人是連連點頭。打人者，受點懲罰，遼人那里，多賠點錢平息一下憤怒，過去就過去了，朝堂之上的家國大事都商量不過來，為了這點小事說來說去，不值當。

    卻不料那位甘奇甘經略就是那么剛直，眉宇一立，立馬出言“富相公，判案可不是這么判的，秉公執法才是君子之道，打人者要受罰，那先動手的遼人受不受罰？他才是最先打人的，要不要也拉到衙門里判一頓板子？還有事情起因，買東西不付錢，如盜匪一般，這又如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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