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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鳳對于戰(zhàn)局的分析，確實是正確的，但對陶侃的策謀，他卻毫無所查——這也正常，在情報并不完善的前提下，他若還能事事料敵先機，那簡直都不是千古名將，而是妖人了，況乎錢士儀即便名將、名參謀也還算不上呢。

    與錢鳳考慮的正好相反，陶侃就擔心柴桑水軍先發(fā)來攻，而王敦遲一兩日落于其后。因為他自知水面作戰(zhàn)，己軍要弱于晉軍，則即便能夠先摧破沈充、王應(yīng)，歇不一二日便要以受損之船再迎戰(zhàn)王敦，勝算實在渺茫啊。

    這不比在陸地上，從武昌到蕪湖，千里之遙，我先勝一場后有充足的時間休整——船行順流而下，那可是快得很的。

    因此陶侃事先便在從柴桑到蕪湖之間的長江北岸，密布堡壘，以狼煙作為訊號，隨時匯報敵軍的動向。當聽說先從武昌方面開來無數(shù)大船，復(fù)匯合了柴桑水軍，一并東下后，陶士行不禁仰天而笑：“此天佑我華也！”

    他這時候正在蕪湖跟沈充對戰(zhàn)，但是沈士居純?nèi)∈貏荩懴嗷ゲ邞?yīng)，防御得極為嚴密——如其先前所言，要為王敦阻遏華舟十日，看起來是完全辦得到的。只是陶士行也并沒有全力攻打，他要等的正是武昌方面的晉軍水師主力。

    ——若不先摧破武昌的舟船，即便我打垮了當面之敵，直取建康，又有什么用呢？王敦數(shù)日后便將浩蕩來援，而我軍才能渡過多少去？真當建康徹底不設(shè)防，輕松可下哪？鄧岳可還守在石頭城呢。

    當即下令，燃烽，依計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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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王敦會合了王應(yīng)，有樓船二十余艘，蒙沖、斗艦數(shù)百，其余走舸、小艇千余之數(shù)，這甚至有可能在整個世界上，都屬于排位前三的水面力量——若論江河之軍，則必居首位。

    但這并非空前——想當初東吳御晉之時，據(jù)說在長江上有大小舟船約五千艘，乃是自漢末荊、揚相爭以來，將近一個世紀，陸陸續(xù)續(xù)積攢起來的。而等晉滅吳后，南北統(tǒng)一，不必要再在長江上維持那么強大的水面力量了，戰(zhàn)船遂逐漸毀棄，要等王敦南渡后，才重新收拾、整頓，前后不過十來年，加上物資相對匱乏，乃不能恢復(fù)東吳極盛時之貌。

    然而，以之對敵華人的巢湖水師，已是綽綽有余。

    王敦原本對王應(yīng)、沈充聯(lián)手，且前后夾擊，摧破巢湖水師，便有一定信心，但錢鳳規(guī)勸他，且不說王應(yīng)、沈充之能，未必是陶侃的對手，即便獅子搏兔，也當用盡全力啊。唯有合兵東向，才有必勝之算，否則萬一前軍遭受挫折，導(dǎo)致建康危殆，再懊悔就來不及了。

    尤其是武昌的水師主力，東行則可左右戰(zhàn)局，西進卻作用不大。要知道荊州的膏腴之地，皆在江北，雖有漢水縱貫，終究淺窄，不便樓船馳騁。荊襄之地用兵，必須水陸相配合，而咱們雖在水面上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陸軍素質(zhì)卻遠不及華人，難求必勝之策。還不如全師押上，先破陶侃，再挾勝利之勢往救荊襄，才有希望收復(fù)失地，將華軍逐退至荊州之外。

    于是王敦即先以三艘樓船并排為先導(dǎo)，以小舟夾雜其間，作為警護，大軍浩浩蕩蕩沿江而下。從柴桑到濡須口，千里之遙，無須停留宿營，數(shù)日便至，而蕪湖方面燃起的狼煙也可以瞧得清清楚楚了。

    狼煙所通報的訊息是：華人舟師主力已至，正與我軍激戰(zhàn)，我軍尚且未露敗相。

    王敦的位置是在全軍正中，端坐樓船之頂，聞報不禁笑道：“陶士行不過爾爾，竟連沈士居都不能遽破，況乎我百櫓千帆，蔽日而下啊？”

    錢鳳在旁邊提醒他：“明公慎勿輕敵，臣料陶士行為此不智之舉，必有謀算——或?qū)⒂阱殹⒋汗戎g設(shè)伏，以待我來。”

    王敦不以為意，仍然笑著說：“江面之上，一望無際，如何設(shè)伏啊？且眾寡懸殊，即便他及時掉頭，以全師來逆，吾亦不懼。”頓了一頓，又道：“陶士行雖為南人，其于江上操舟，或不甚熟，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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