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頁

    庾稚恭的策論四平八穩，吏部認為有培養從政的資格，乃進為秘書。至于王逸少，經史方面的成績比庾翼要強，策論則完全不知所云，因此雖然同入秘書，卻任職于著作局，為著作郎。

    晉代的著作局很小，只任一名著作郎和八名佐著作郎；華朝的著作局，卻在裴該的堅持下，規模擴大了好幾倍，以著作監、丞為主副官，下設著作郎、校書郎等近三十人，主要任務除管理典籍外，還要他們重新梳理諸經、諸子，刊刻權威版本出來。

    ——學術可以討論，教材則必須是官方的，并且只能有一套！

    可是即便如此，著作局亦常感人手不足，希望吏部能夠再撥良才。這是因為在原本歷史上，五胡之亂綿延百余載，對于傳統文化的破壞極其嚴重，無數典籍因此亡佚；在這條時間線上，裴該原本有機會拯救一批的，卻被他作為逃亡的掩護給主動舍棄了……

    但終究在他的努力下，大大縮短了北中國動亂的時間，客觀上挽救了相當數量的公私文書；而即便那些徹底找不回來的，好在讀過的人很多尚且在世，頗能夠憑借記憶力補足一部分——只可惜沒有蔡琰那種既家學淵源，又博聞強志的奇才了。

    因此搜集、整理乃至補足這些文書的工作，就全都落到了著作局頭上。根據裴該的估算，我怎么著也能為后世多保全兩三成的圖書下來吧。

    不過王羲之進入著作局后，卻并沒有參與點校經籍，或者整理圖書，整天就忙著抄書了……監、丞等都聽李茂約說過，此子雖然年輕，卻是衛夫人的高足，又曾受過其父兄的指點，或隸或楷，以及新興的行書，皆為當世之矯矯者；試之果然，于是便用其所長，把抄書的工作全都堆去了他的案頭。

    王羲之倒是得其所哉——就當練書法了，難得的工作竟然能跟興趣如此契合。

    前不久，著作局完成了《三禮》（周禮、儀禮、禮記）的校勘，用鄭玄之注，乃命王羲之謄清了，上呈天子預覽，請求開版印刷。裴該大致翻了一下，就問：“較卿等前所勘《書》、《易》，字跡清雅峻秀，且自始至終，純然一體，不知為何人所錄啊？”

    著作監明確回答道：“新任著作郎王羲之。”頓了一頓，又說：“乃請即將此字付梓，未知陛下允否？”

    裴該說允啊，當然允了。暗道將來著作局刊刻推廣的這部書——可能還會有別的——必然為萬世所追捧，內容暫且不論，那可是“書圣”的親筆啊！哦，到時候我是不是先問王羲之要部簽名本來呢？

    拉回來說，裴該這一日召見王羲之和庾翼，希望他們可以作書送往江南，勸說王氏、庾氏等主動歸降，以免遭受刀兵之苦。其實在這件事上，裴該內心很矛盾，既希望通過一場摧枯拉朽般的軍事行動，把江南的各種殘腐勢力盡量清掃干凈，更便于社會的長治久安；同時又考慮到兵危戰兇，必致橫尸遍野、生民涂炭……都是自家人，能不打還是以不打為好吧。

    故而即便知道王、庾輩不會那么輕易俯首的——要從華早就從華了，起碼可以派人過江來談條件嘛——仍然叮囑王羲之和庾翼寫信去勸降。然而王、庾二人卻皆苦笑著請罪，說：“臣等即于入仕之前，亦常致書父兄，申以大義，望其幡然改悔……惜乎書多不答，即答，亦不過閑敘家常罷了。”

    裴該心說什么“申以大義”？多半是“曉以利害”吧。估計沒蛋用，首先王敦雄踞武昌，是不肯輕易交卸兵權的，而王敦若不表態，王導也不敢擅降，庾亮更是王導的跟屁蟲……

    不禁輕嘆一聲，說：“朕昔在建康，與王茂弘、庾元規等常有來往，雖難免稍稍齟齬，卻不意如今天塹相隔，竟成寇仇……彼等不過寄望僥幸，以為江南可守也。然而江南果然可守么？南人暗中向朕納款者，不知凡幾；倒是卿等既在中朝，本是最佳的聯絡途徑，卿父兄卻不知用……”

    確實有不少江南臣僚，尤其是南方土著，通過各種渠道向洛陽致意，即便不明說愿為內應，也委婉地表態，倘若王師渡江，我等必從。好比說賀循之子賀隰，就派人秘密渡江到洛陽來聯絡劉隗，說我當初在公門下，為公設謀脫難，這事兒您可還記得嗎？
    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