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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峻于四月間發動兵變，殺入建康城，因為路途遙遠，這個消息要到五月份才被送至洛陽。群臣大喜之下，多數建議即刻發徐州兵南下，趁亂以取江左。

    然而郭默卻道：“蘇峻不過萬余眾，且無根基、無聲望，破之不難，然恐王敦自武昌順流來伐。我若遽發兵，倉促間難以規劃，能渡者多不過萬人耳，倘若王敦、蘇峻并力先御我，則勢將困窮。以臣之意，不防密覘建康形勢，待等王敦殺至，與蘇峻爭鋒時，再遣兗、豫之卒掩襲武昌，別調兵馬南下荊襄，趁其虛弱，可保必勝。”

    裴該點頭道：“卿此番謀劃，甚合朕意。”

    陸衍時任徐州及豫東二郡都督，主力駐在合肥，別部四千人屯廣陵和輿縣——因為晉軍主力都在武昌，建康空虛，所以不擔心對方會從徐州方向發起進攻。倘若這個時候倉促渡江前往建康，郭默說“能渡者不過萬人”，其實是高估了，因為糧草尤其是船只的限制，短期內也就派幾千人過去而已。以華軍的素質，又是攻城戰而不是在山林池沼間行軍，打蘇峻、馬雄一萬多，即難取勝，應該也不至于大敗吧。

    然而蘇峻作亂，王敦不可能干瞧著，必然大發舟師，順江而下。別說一旦王、蘇二人先聯起手來以御北軍，則形勢危殆了——南渡之兵，很可能匹馬不歸——倘若當面正逢武昌舟師，你怎么過江都是個問題。

    還不如讓他們鷸蚌相爭去，華軍嘗試坐收漁人之利，聚集兵馬，向江、荊兩州發起進攻。最好能夠奪取武昌，一刀下去，把長江切成兩半，從此天險我與敵共有；退一步，即便王敦留下能將強兵固守武昌，也必然無力再增援荊襄了——就王廙那廢物，在外無援救的情況下，打他還不是跟玩兒一樣嗎？

    其他官僚叫囂著趁機攻打建康，是覺得時機大好，不可錯失；唯郭思道久守樞部，于戰略規劃上經驗豐足，才能夠拿出來切實可行的應對方案。

    然而文、武兩大重臣，裴嶷和祖逖，卻全都反對倉促發兵。

    裴嶷說了：“陛下此前不明申司馬睿為叛逆，驟興討伐之師，一為中原未定，不宜南征，二則以其勝朝遺緒，不忍加誅，而望其幡然改悔也。今若趁其內亂而往攻其城，固然時機大好，奈何蘇峻本國家罪臣，南渡不久便行此誕妄之事，一旦天兵繼之，南人或以為蘇峻實為偽降之間者也。

    “江上來報，蘇峻既入建康，即縱兵大掠，侵逼士人，窮兇極暴，殘酷無道，南人無不切齒痛恨之，而欲餐其血肉、寢其皮毛。倘若誤以為是朝廷授意，則南人終不肯降，且王師申討時，亦必堅拒，所過難免屠戮，恐失陛下仁恕之意！”

    蘇峻做得實在是太過分啦，咱們若是趁機伸手，被南貉誤會是一撥的，從此深恨北人，這對于統一大業，尤其是收服江南的人心，沒什么好處。可不能因為一時小利，就罔顧大義，更影響到底定江左的大業哪。

    裴該聽他所言有理，不禁捻須沉吟。隨即祖逖也出班奏道：“臣亦以為，不應趁機南向，而當繼續鞏固中原，恢復生產，以待將來。國家方定河北不久，慕容氏虎踞幽州，拓跋氏又叛服不定，沿邊戍卒不得休息，倘若此時南下，發兵少則得利少，既取荊州，亦當命中原之卒久戍，虛耗錢糧；發兵多則恐動搖大局，傾空府庫。

    “昔羊叔子（羊祜）請伐吳，而樹機能方肆虐邊鄙，以是晉武不許——今日之勢亦然。北方若定，中原穩固，則十萬之眾渡江不難；江左人心散亂，復經蘇峻之變，將更孱弱，收之易也。然若謀一時之小利，使中原之卒北守幽、并而南斗荊、襄，萬里轉運間，國必虛疲。

    “要在南人不能渡江而北，鮮卑卻可馳騁南向；尸居余氣，枯守之徒，無需先伐，戎狄無信，卻宜先定。且陛下此前規劃，要先使陶公定蜀，再三路發兵夾擊建康，如昔晉伐吳故事，可以事半而功倍。如今豈可因一時之忿，而為事倍而功半之勞呢？陛下三思。”

    裴嶷從政治上，祖逖從軍事上，都極言不可南征，裴該從善如流，當即首肯其言。于是便命華恒、祖納等以私人身份寫信給王敦，申明蘇峻之亂與朝廷無涉，并且表態當其東征定亂之時，絕不會從背后去捅一刀——當然啦，信與不信，都在王敦，倘若王處仲接到這些信后反倒心生疑慮，不肯全師以攻蘇峻，導致戰事拖延，那說不定對華朝反倒更為有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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